使用电动汽车可以帮助中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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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研发和推广电动汽车,试图用电动汽车取代传统的汽油和柴油等内燃机汽车。中国政府这一举措主要是为了遏制严重的空气污染对公民健康带来的冲击,并减轻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和可能导致的能源安全问题。中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底有500万辆电动汽车上路,2030年达到8000万辆。

中国政府能实现大规模推广电动汽车的目标吗?大规模使用电动汽车能否真正帮助中国实现减排?哈佛大学贝尔福中心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雄心勃勃的电动汽车目标和潜在的制约

研究者指出,自2012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广电动汽车研发和制造,中央及相关省份及城市还对电动汽车的研发和制造予以大量补贴。这一政策有利有弊,特别是导致了电动汽车行业出现泡沫,但也加大促进了电动汽车产业发展。2015年,中国电动汽车年产量为25万辆,2016年41万辆,2017年66万辆,年平均增长率约为60%。

研究者认为,尽管各级政府补贴在迅速下降,但中国有望在2020年达到200万的电动汽车年产量,这样能够实现从2015-2020年制造共计500万辆电动汽车的目标,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将达到2%-3%。

研究者称充电问题将成为影响中国电动汽车推广的重要因素。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投资计划,在全国不同地区根据不同需求建立充电设施。在现阶段,政府通过补贴方式对充电价格进行管制,这一补贴到2020年可能结束,但考虑到消费者对充电价格非常敏感,政府仍将实施一定程度的价格管制。但美国的研究显示,类似充电设施特别是商业电站成本很高,在政府补贴削减又进行价格管制的情况下,第三方企业建设电站积极性可能会受到影响,导致充电设施供给不足。

电动汽车真的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吗?

研究者通过全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中国电动车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不仅仅考虑电动汽车在使用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而是将生产、使用及回收阶段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全部纳入温室气体排放统计。

研究者选择紧凑—微型电动汽车作为分析的依据和基准,并使用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建立的“汽车系统成本模型”作为参数,测算了电动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

研究发现,单单考虑使用阶段,用电动汽车完全取代内燃机汽车,并使用清洁电站的理想情况下,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从43%到2%不等。

相较于传统内燃机汽车,电动汽车在生产阶段会产生更多的温室气体。研究者指出,配备有锂镍锰钴电池的紧凑—微型电动汽车在生产阶段产生的二氧化碳等价物大约是11.4-13.94吨,类似内燃机汽车产生的二氧化碳等价物大约是10.47吨。因此,电动汽车在使用阶段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被电动汽车在生产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填补。但电动车电池等部件均可用于回收再生产,如果能对报废的电动汽车进行妥善地回收和再生产,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还可以继续降低。

研究者认为,通过大规模使用电动汽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除了加大电动汽车研发投入、进一步推广电动汽车外,还需在发电站使用清洁能源、报废电动汽车回收等环节下功夫,否则将达不到预期的减排效果。

研究者指出,以中国目前的电动汽车研发和推广力度,应该能在2030年实现交通领域减排6.2%的目标,但如果要进一步减排,就要重点减少电池生产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如果能在制造电池环节采用更为清洁的技术和先进工艺,提高车辆回收率,将会更大程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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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Qinyu Qiao,Henry Lee“The Role of Electric Vehicle in Decarbonizing China’s Transportation Sector”(2019)

“农民上楼”如何影响基层治理

图片来源:新华社

近十余年来,中国启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民从传统村落住进高楼大厦,成为“城里人”。身份和居住环境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何改变?基层公务员的日常工作又因此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最近的一期《中国季刊》上,两位研究者通过在重庆、南通、德州三地的田野调查发现,这些“新市民们”往往难以适应新的生活模式,基层公务员们也因此产生巨大的工作压力。研究认为,由于民众对于政府合法性的认同来源于其日常与基层政府人员的大量接触,这种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性,以及因此造成的基层权力的碎片化有可能会对政府的权威产生影响。

农民如何“上楼”?

要理解“农民上楼”,需要从中国经济发展宏观历程和逻辑上着眼。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总税收占比从往年的30%左右增加到50%以上,地方政府为收支平衡不得不另寻收入来源,也就有了“土地财政”的横空出世。研究显示,无论是土地出让金还是交易税,亦或是将土地出售或出租都可以让地方政府获利。同时,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成立融资平台,把土地作为抵押物来获得银行贷款。

另外,为了保证耕地面积稳定,中央政府给每个省份都设置了“建设用地指标”。但这一指标在城市化增长十分快速的今天,往往很快就被耗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机制就产生了:也就是让农民让出宅基地,变为农业用地,这些增加的农业用地可以在城市中转变为新的建设用地。

举例来说,如果将20户农村家庭迁出农村进入城市,按每家100平方米计算,城市建设用地配额便增加2000平方米。在城市中,这2000平方米土地可以建设20层的楼房,每层分100平米给一个搬迁家庭,然后每层楼还余下1900平方米可以用于出售和使用。

这就是地方政府推动“农民上楼”的政策逻辑。

那么,农民呢?他们愿不愿意“上楼”?属于自己的现代化房产、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显著提升、低于市场价的购房价格、一些地区允许农民多购房的政策鼓励,这些都构成农民搬迁的激励因素。

另一方面,“上楼”的新居民身份变成“城里人”,有了城市户口并配备社保,而且一般放弃耕地的居民还可获得额外耕地补贴。更重要的是,新建房屋周边配套设施往往不足,政府在规划时会在小区周边设置商场、酒店、医院等区域,来自农村的新居民会被优先选择成为建筑工人,获得稳定收入来源。

当然,还有一些农村居民也会遭遇强制搬迁。总之,无论是否自愿,大量农民离开农村居住环境,进入了现代化的城市。

“农民上楼”带来哪些改变?

“上楼”之后,居民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都发生重大改变。

很多从农村搬入城市的新居民不再种地,选择成为工人,经营小生意,或依赖房租收入生活。他们成为市场经济一部分,受宏观的经济环境和市场潮流影响。消费方面,由于搬迁后无法获得自种粮食蔬果,他们的食物来源也变得“市场化”。研究显示,73.5%的受访者抱怨食品开支相比搬迁前提高。

更重要的是,社会交换方式也在发生改变。正如阎云翔所说,传统道德纽带,如资源共享和相互帮助等,逐渐被金钱化的交易方式所取代。“农民上楼”政策加速了这个过程。

例如,葬礼是一个家庭与整个村落各个群体间交流的重要事件。在农村,葬礼上的相互帮助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在都市化的生活里,生活空间的狭小限制了诸多丧葬活动,人们也不敢去滋扰到附近的街坊领居。而且,附近的住户们不见得都是曾经村子里的老面孔。因此,丧葬变为了商业活动,成为丧葬公司做好的一条龙服务,失去了其曾经联系村子里各家各户的意义。

在这种新的生活模式下,新居民们显得脆弱无助,更容易受市场波动影响。

“农民上楼”引发身份认同混乱

与实际生活中的变化相比,“农民上楼”还带来了身份认同的问题。

首先,社区认同很难形成。在中国,大量的农民住在自然村中,村里人大多相互熟悉,有着大量的亲属纽带和共同回忆。这种状况在“上楼”后被打破,因为以前的熟人很难确保住在一起,新的群体认同难以形成。同时,村落里的象征性场所也无法得以延续,例如祠堂和庙宇。在这些场所的活动往往是村民们集体活动的场所,反映的是村里人代代相传的共同回忆。这些回忆以及认同感也随着这些场所的消失而逐渐消散。

另外,居住空间结构的巨大改变也给身份认同带来了阻碍。虽然住进了楼房,但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谈话要上楼下楼,进门还需换鞋,如此种种,串门“成本”变得过高。空间结构上的限制让新居民们形成认同变得越发困难。

在精神层面上,新居民们也面临着“我是谁”的难题。与农民工季节性、临时性的身份转变不同,“上楼”带来的身份转变是永久的。大部分新居民都无法再进行农业活动,彻底失去了一个农民的身份。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愿意放弃这个身份,而是因为无法选择或者是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换句话说,很多农民成为“被动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被动的为城市化进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基于以上诸多原因,新社区的空间秩序让新的社区居民无法形成凝聚力和认同感。

“农民上楼”如何改变基层权力关系?

“农民上楼”不仅带来了认同问题,还在影响基层干部和村民的关系。

基层干部拥有政府背书,行使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当然,如果没有在财富收入分配上给基层民众带来好处,基层民众不会对干部们产生足够的尊重。一般来说干部们可以通过管理集体资产和集体土地上的受益来保证基层民获得经济利益。搬迁过程中,村委会也可以决定村民的能否获益、获益多少,比如制定不同年龄的补贴标准,决定搬迁的前后批次等。另外,村委会还可以管理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工厂等财产。

正如上文所说,在情感上,搬迁居民依赖原有村委会干部,难以形成对新社区和新居委会的认同;在经济上,村委会需要承担各方面管理的责任。这就导致,“农民上楼”后,出现了两套基层组织同时运作的情况。居委会在新的居住地运行,而村委会仍存在。相比村委会,居委会没法给居民带来经济效应,其对居民的重要程度和权威性随之下降。

现实中,往往采用“一个班子两套牌子”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即直接给村委会增加居委会名头。然而,这种方式却给基层干部们带来过度工作压力。因为居住空间的拉进,习惯于依赖基层干部们的村民们更容易的找到干部,将各种事务抛给干部。“现在这是一个24小时的工作。”

面对不能带来经济效应的居委会,居民们本身也对于难以形成类似村委会那样的集体认同。这种村委会和居委会的并行与分裂让居民们无法像过去一样对一个单一的基层政府组织产生尊重和依赖,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政府在基层的权威便难以树立,即便是新的居委会仍然在法理上拥有国家的强制性的政治权力。

“农民上楼”是国家层面发展战略转变的产物;中国经济的发展引擎由出口逐步转变为国内的消费,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化,把大量农民融合进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另外,政府也寄希望于“农民上楼”能够帮助减小城乡差距以及维护社会公平。

不过,原本被期待能产生皆大欢喜效果的农民上楼政策,在无意中却造成了基层权力的碎片化,以及在短期内可能产生的社会或政治冲突,并将在长期产生更深远的政治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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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Yep, R., & Wu, Y. (2019). How “Peasant Apartments” Could Undermine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Spatial Realignment, Moral Reconfiguration and Local Authority. The China Quarterly, 1-21.

访谈|齐泽克:革命第二天,你在家醒来之后会做些什么?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当今世界最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也是极富争议的学术鬼才。

作为一位来自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学术明星,他将拉康精神分析、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为一体,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时评、影评。他见解独到,但也充满争议。他以“激进左翼”的立场闻名学界,却又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左派所倡导的“政治正确”。他不遗余力地批判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弊端,却又在资本主义的文化市场上受到极大的欢迎。有人甚至将他称为:“西方最危险的哲学家”。

2019年夏天,甚少面对中文媒体发声的齐泽克,在他位于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的家中接受了我的专访。

【问】我想先以一个相对宏大的问题开始今天的访谈。我们知道,今年是柏林墙倒塌30周年,不知你对此有何评论?在你看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今还天能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们为何在当下仍然很重要?

【齐泽克】马克思所描述的基本情形,即资本疯狂迈向自毁的动态过程,在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你知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资本主义的毁灭性影响有过很好的刻画,它破坏了传统价值、社会团结及其他种种。我敢说,这一切如今只是变本加厉。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依旧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最近给包括大部分左派在内的某些朋友取了个讽刺性的称号:福山主义者(Fukuyamaist)。他们相信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那套历史终结论,认为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制度。我们只需让它变得更人道,有更多的人权和福利就行了。但我不这么看。特别是在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自由民主式的全球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

一种常见的对策是回归传统价值,或许中国也多少在尝试这个转向。但我认为这也没用。他们就认为,既然现代市场经济如此具有毁灭性、如此不稳定,那我们就需要回归一些传统的、更稳定的价值观体系,让社会保持凝聚。在欧洲,是基督教,而你们则是儒家。不幸的是,我认为资本主义的毁灭性太强了,你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遏制它。就此而言,探索某些新的人民自组织形式,可能事关我们的生死存亡。它既不受传统国家的控制,也不听命于市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想。

对我而言,真正的“乌托邦”是:(认为)事情可以以它们现在的样子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这仍然是大多数人所希望的。全球变暖、移民问题,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再勒紧点裤腰带,我们就能生存下去。不,我们不能。我们必须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当然,如今马克思主义也有其局限,我们必须保持批判的态度。我认为自己是个“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譬如我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解放的主体了。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质之一,就是没有一个特别的主体,不同的群体必须团结起来。但这很难。在西欧,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都多少有种族主义和保守倾向。工人阶级不喜欢移民,视其为竞争对手,认为他们威胁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洞见如今仍然是颠扑不破的。即资本主义一方面极具生产力,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的体制;但资本主义的活力也具有自毁性。它必须受到规制、管控和引导,这事关生死存亡。

【问】基于怎样的事实,你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基本情形“在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你是否认为当前的世界正面临某些灾难性的转折点?

【齐泽克】是的。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我们正向“末日(Apocalypse)”靠近。

一是人人皆知的生态破坏。我们不应该过度恐慌,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说5年之内,全球变暖就一发不可收拾。但趋势是清楚的,问题不只在于全球变暖,我更担心的是海洋深处发生的一些状况。我有个朋友是未来学家,他叫让-皮埃尔·杜佩(Jean-Pierre Dupuy),写了一本很棒的书,提出了对末日的许多见解。他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两天后就作为特派员代表去了那里。他告诉我说,日本政府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陷入了恐慌,因为他们认为可能需要让整个东京地区都撤离。这是根本做不到的,把他们撤到哪里?这种灾难还很可能反复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好应对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些地区正在沙漠化。在中国北京以北的地区,沙漠也有扩大之势。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冻土正在融化当中。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千百万人的第一要务显然是赶紧迁移,但具体怎么落实?你不能把它交给市场,目前的民族国家也很难料理好它。我们亟需建立一些国际合作的大型框架,单个国家无法独自解决这样的生态灾难。

第二个问题是新型的数字控制。包括超级计算机在内的各种控制形式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可以用于预防犯罪等等。但我只想问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老问题:谁来控制那些控制者?这一过程必须以某种方式向公众公开,我既不相信私人企业也不相信国家,而最坏的情况就是两者形成合谋。我不满西方的地方在于,当你谈起这个问题时,他们就开始批评中国。中国确实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而采取了某些措施。欧洲的情况表明,西方的数字控制确实表现得要谨慎克制一些,但谨慎并不能掩盖我们陷入全方位控制的事实。我的朋友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曾对我说,谷歌就是一个企业版本的国家安全局,与美国各政府部门是深度整合在一起的。另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生物-基因层面的操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正进入一个”后人类“时代(post-humanity)。不只在身体层面上,它还涉及到我们最深层的一些心理属性。技术可以操纵你心里的想法,这太可怕了。

第三个层面,用我的朋友、德国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话来讲,就是如今的世界已经一分为二,我们作为特权阶层就好比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穹顶(cupola)之内,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则在外面,如今的移民潮正是外人也想要打入内部的表现。如何面对这一难题?最坏的办法就是特朗普修墙这类措施。首先,这是不诚实的,我们身在穹顶之内的人对外面的不幸者负有责任。涌进欧洲的新一波难民大都来自哪里?北非,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这场危机的根源是美国入侵伊拉克。如果没有这件事,“伊斯兰国”或许就根本不会诞生,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难民,西方国家攻击利比亚则是最愚蠢的行为,这激起了叛乱,继而又催生了大量难民,因而我们也要对此负责。

【问】不过你也在一些场合提到过,你并不认为西方应该无条件地向难民打开大门。

【齐泽克】没错。关于难民问题,我并不同意一种简单化的人道主义途径,那就是声称西方要对一切罪孽负责,因而必须完全开放边界,谁想要进来就让谁进来。那恐怕意味着我们得背弃民主,因为大多数西方选民将不会支持它。我认为,唯一的办法是改变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平衡现状,铲除问题发生的根源。

我在某些地方读到,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其它一些富国在诸如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乃至于厄立特里亚这类不发达的非洲国家买下了大片肥沃的可耕土地,并使用它们来种植本国的工业用植物。这样一来,这些非洲国家就喂不饱自己了。这是饥荒的温床,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要彻底改变我们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互动方式,不要实行军事干预,这样才不至于葬送他们。美国的情况也类似,特朗普试图阻止来自中美洲的难民进入美国,其中也包括来自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的,但这些国家的现状本身也要归咎于美国。再强调一次,我并不相信开放边界这类简单化的人道主义途径能解决问题。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则在这里还是有启发意义的:促进大型国际合作的框架,不从属于也不直接针对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单个国家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都难以信任。

【问】接着我们关于末日的讨论。在你看来,末日的临界点正在靠近,但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发生?

【齐泽克】你可能知道,在斯洛文尼亚,我们经历过南斯拉夫战争。对我来说,南斯拉夫战争最大的教训在于,当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解体时,人人都以为战争不可能发生。在我年轻的时候,人们认为,我们在欧洲,欧洲不可能发生战争。然而一场极度残酷的战争却爆发了。

让我们做个比较。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的世界与1900年至1910年的欧洲类似。19世纪下半叶——也就是1850年代至一战爆发前——同样有过一段高速的发展期,女性获得了投票权、工会纷纷成立、工业有所发展。1890年代至1900年代,人们察觉到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没人相信它会发生。突然间人们意识到了危险,却不愿承认。但它随后就应验了,这是对欧洲的最大冲击。那场可怕的战争来自哪里?我担心我们目前的处境也是如此,因为大国关系正处于不稳定状态等等。但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那时的人类还经得起这样的战争,如今却不行了,那将是一场全球的灾难。

【问】你刚才提到了资本主义在面对危机时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无效的。我们知道,你前段时间与“龙虾教授”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进行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世纪大辩论”… …

【齐泽克】你注意到吗?在一些小问题上,我们甚至能达成共识。譬如,我们都认为目前西方通行的“政治正确”有错谬之处。但我们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他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仍然能够自我调节,作为个体而言不需要尝试去改变这个体系,“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他是这么说的。我认为不是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根本无法料理自己的屋子,恰好就是因为当前世界的基本结构。他仍旧认为问题出在1960年代,如性方面的革命、道德解体等等,而我们只需简单地回到诸如自力更生、自律、努力进行自我教育等传统的资本主义价值即可。他太乐观了,我觉得这并不是解决办法。我比他悲观得多。

【问】确实有一些评论指出,你们之间竟有不少相似之处……总的来说,你对那场辩论的结果感到满意吗?

【齐泽克】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去之前其实没有对它抱什么期待。我选择去参加这场辩论,只是想表明我们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地,把他的支持者拉拢到我们左派这边来。我的有些朋友十分痛恨他,想要灭他九族,消除他的影响。我不这样看。我不是要去杀掉他,而是想要告诉他的支持者们,在很多个方面,彼得森正确地指出了社会中现存的许多问题,但左派,真正的左派,对这些问题明显有着更好的回答。

美国左派在近几十年以来的最大失误,就是他们发展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反对派。他们更关心诸如跨性别者是否应该有专门的厕所之类的问题。关心少数群体的权益当然谈不上错,但它们不该是左派工作重点的核心所在。在我看来,这类关心政治正确的左派占据了过多的公共空间,也是特朗普得胜的一大因素。许多普通人感到这样的左派背叛了他们。不要忘了,彼得森的粉丝大多数都不是富人,他在年轻的工人阶级民众里特别具有影响力,而他的力量源泉就在于他可以给予这些人希望。他告诉这些人,你们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国家的,要努力工作,敢于承担责任,这样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它当然不算错,但我认为,要实现上面这些,你还需要积极参与政治,改变社会秩序。彼得森的这种心理学或者精神上的立场强调不要只是抱怨,要负责任地行动起来,我基本上是不反对的,一味怨恨确实不解决问题。

彼得森甚至还有些让我欣赏的地方。他并不只是一个四处发表演说的大众明星,他的本职是个临床医师,收治的“病人”就是那些面临重大危机、濒临崩溃的年轻人,他试图重塑这些人,透过向他们灌输一种基本的责任感来疗愈他们。其过程类似于一个人告诉你他染上了毒瘾,几乎快要崩溃,而你只是告诉他你能行的,对方回答说我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是没法做事的,然后你让他把下周的待办事项写在一张纸上……这种办法太俗套了。他会让你去吃顿大餐,睡一个漂亮的女孩儿——抱歉举了这样粗俗的例子——这样你就能找到出路,诸如此类……他的方法论也许有点走得太远,但是他确实是在帮助现实里的人。这在今天来说还挺重要的。

【问】你和彼得森在批判政治正确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关于政治正确和西方左派,中国互联网上有个很流行的新词,叫做“白左”(White Left)。

【齐泽克】那是什么意思?

【问】我引一段维基百科的定义:「“白左”是中国网民用以指代那些讽刺性地迷恋于政治正确,旨在满足自己道德优越感的人,他们被一种无知、自大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所推动,自视为救世主,用怜悯的眼光打量世界上的其余地方。」它在中国的网络上流传得很广,一个常用的语境是用来批判那些支持欧洲接收难民的声音。

【齐泽克】我总体上认同这些关于“白左”的批评。他们也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但就这类道德化的政治正确左派而言,问题不在于他们太过激进,而在于他们以纯粹的道德热情,把社会问题转变成了文化问题、性别伦理问题等等。他们并不真的希望有激进的变革,他们只盯着一些日常行为习惯上的微小改变。他们永远在搞运动,永远批判一切,但他们随时随地都在高涨的热情,似乎反而表明真正的变革并不会到来。

不过,就你提到的这些特征,我还要补充一点。从我作为一个欧洲人的角度来看,这类人在欧洲其实是非常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而不是相反。例如,颂扬欧洲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禁忌。你如果说,“是的,一方面,欧洲确实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诸如殖民主义、战争、奴隶制等等。但是呢,另一方面,欧洲也为世界贡献了许多理念,如马克思主义就是纯粹的欧洲产物,还有人权和女性权利等等” —— 这样的说法对他们来说是不行的。欧洲是有原罪的,他们不允许你赞颂任何欧洲留下的遗产。在我看来,这种自我批评、甚至近乎自我羞辱,是错误的。它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他们仍然端坐在论断他人的法官位置上。即便他们提出了自我批评,但批评权仍被他们独占着。

我甚至不介意这样表达:正是因为“白左”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特朗普才能得胜。而这也是我为何经常说,摆脱特朗普的方法不是动员所有人来反对他,而是改变我们自己,摆脱“白左”和建制派。“白左”在美国政治里何以如此显赫?就在上一届选举里,在桑德斯刚刚有起色的时候,希拉里周围的“白左”就开始攻击他,说他是个老白男,并且还暗示他有原罪,诸如年轻的时候没有积极支持马丁·路德·金、参加黑人运动,后来他证明自己儿时确实有参加游行,但后来这些人又指责他在女性权利、同志权利方面做得不到位。每当“白左”看见谁在更引人注目的社会斗争、经济斗争中走得更远,他们就诉诸政治正确的道德高调来横加指责。如果我们要真正地击败特朗普,就请从批判“白左”开始吧。

【问】关于政治正确,一些左派会说,我们也知道政治正确有你所说的这些局限——中文里有个词叫做“矫枉过正”——它固然不是完美的,但就现状而言仍是必要之举,要矫枉必须过正。譬如MeToo运动,兴起的土壤正是千百年来固存的男性霸权。你怎么看待这种评论?

【齐泽克】我多次谈到过MeToo的真正英雄,那是一位名叫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的黑人女士。她在11年前就碰巧提到过MeToo这个概念,并且写过一封很棒的公开信。她说,最开始的MeToo是一场普通工人阶级女性团结起来反对剥削的运动,且也要与男性保持和平共处。但是,MeToo运动在这两年的爆发,主要在于有影星披露自己曾为了得到某个角色而被迫与导演上床。她认为这十分可怕。

我在不同的国家见证了这场运动。譬如我一年前在首尔教书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MeToo运动,发出抱怨的不是电影明星,而是数以万计的普通女性上街游行。重复一遍,我的要点不是说MeToo运动太激进,而是它的重点错了,MeToo应该聚焦于千百万普通人的真实苦难。运动的典型对象不应该是要求与女影星上床才给予其机会的导演。要抓住如今女性受压迫的真正问题,就要着眼于那些有三四个孩子但却找不到工作的普通女性,她的丈夫可能没有家暴行为,但对她并不好,令她陷入彻底绝望的状态。她没有离开丈夫的机会,否则就没法生存,这是真正的绝境。电影明星的苦衷与这些真实的苦难根本没有可比性,千百万普通女性的真实苦难及其产生的根源并不会在MeToo运动中自动消失。

跨性别者运动也类似,我对其抱有高度同情,但它在某个节点上变成了一种分类运动,诸如我们想被这样称呼而他们想被那样称呼,我认为这完全扭曲了那些难以找到清晰的性别认同、适应社会的方式,或者说,这些需要谋求一个名分的人群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非运动过于激进的问题,而在于他们的所谓激进姿态对建制派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的诸多大企业一下子就接受了这些跨性别的诉求。比尔·盖茨、蒂姆·库克和马克·扎克伯格等人都对其表示坚定的支持。

在我看来,MeToo运动引爆的真正重要的东西在于角色,我们通常如何在两性之间分配角色,男性和女性分别会做一些什么。这种分工也许比阶级社会更早诞生,在部落社会里就有这种基本的男女分工了,而它今天正发生着变化。我并不是说男的就应当得到更好的待遇,也不是说男的太野蛮所以一切都活该。许多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本身源自于挫败感,他们感到自己很无能,不够成功。我甚至读到过一篇辩护说,殴打女性的男性通常是失败者,在工作上屡遭羞辱。我认为,女性应该透过MeToo运动向男性传达这样的信息:要告知男性,他们并不只是强大的坏家伙,他们的弱势只是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其痛苦与女性是一致的,借此来促进彼此之间的团结。

我最担心的是它有可能过多聚焦于前面所说的那一系列政治正确的问题。我在媒体上注意到,每当她们谈论现状时,焦点总是在我们所谓的“一夜情”上面。你在酒吧里和一个女孩见面,双方“互撩”的最恰当方式应该是什么等等。这里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偏见,因为它显然是中产阶级偏上层的人群才会面临的典型问题。这种错误的取向恐怕会让MeToo丧失冲劲。再说一遍,真正的问题在于千百万结了婚或者有伴侣的普通女性所面临的真实苦难,诸如在性或者别的方面得不到满足等等,否则人们就会开始厌烦,这种倾向已经有苗头了,如今以MeToo为主题的文章都已经不那么流行了。我最怕的是,这一错误取向所产生的代价,最终可能还是要由那些受苦的普通女性来分担,令她们的境况更趋恶化。

【问】你已经多次提到了特朗普。我们也看到你经常发表关于他的言论,有些还不乏争议。三年前美国大选时你就表示过,特朗普的当选或许能带来一些新的能量甚至于新的契机……

【齐泽克】为左派吗?不,我很讨厌他。我的看法几乎是犬儒性的:特朗普实在太可怕了,可怕到足以推动美国左派变得再激进一点,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诸如出现了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没有特朗普的话,这一切都是无从谈起的。人们因特朗普而大吃一惊,当时我还很难判断局势的走向,但如今我认为美国最关键的斗争发生在民主党内部,也就是与希拉里和拜登等老一辈建制派的斗争。奥巴马当然也是个建制派。但现在我们有了桑德斯和其他许多持有更加激进、更加左倾的立场的人,对我而言他们是希望所在。吊诡的地方就在于,没有特朗普的话,桑德斯是没有机会横空出世的。

【问】所以在你看来这可以称作特朗普上台带来的“积极影响”?

【齐泽克】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曾有一种“约定”(pact)。特朗普打破了那种“约定”,没法把他放入那种常见的美国两党制框架里。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会引用毛泽东的名言“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来激怒我的朋友。特朗普就是在让美国天下大乱。他确实很可怕,但也催生了一种反建制的势头,一些深层次的国家制度、机构乃至于军队都在某种意义上被他扰乱了。我认为左派不应该只是忌惮特朗普,而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毛泽东就深知,在这种天下大乱、众人陷入困惑的关头,我们更应当保持清醒,争取能走得更远,而我也希望左派能抓住机遇。不过,民主党内的惰性恐怕过于严重,它仍是一个建制派色彩颇为浓重的美国政党。

【问】这种“约定”被特朗普打破之后,美国的政治格局可能会有怎样的发展?

【齐泽克】即便特朗普当权,在老派共和党人和民主党的维持下,民主还能勉力维持,为什么?因为左派和右派都有一些基础性共识。比如他们的外交政策是类似的,都服务于美国的帝国主义利益。他们都接受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民主系统会制造出一些差异。差异可以让社会繁荣,但前提是我们都尊重特定的基本规则,并共享特定的基本价值。曾有一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告诉我,假如你用诸如免费的学校、全民健保等等由政府所推行的社会保障措施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社会主义的,那最左的美国总统就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了。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虽然尼克松是个共和党人,但那是当时的潮流。

这种左右派既分庭抗礼、又享有共识的状况,在其他西方大国,像德国、英国也基本如此。但这种分野现在有瓦解之势。第一,西方的整个政治光谱都在向右移动。如今有些美国保守派声称桑德斯是个将会毁掉美国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者。但只需要把桑德斯的政纲和标准的欧式社会民主方案相对比就能明白一二了。用欧洲1960或1970年代的标准来很衡量,他一点也不左,只不过是个非常温和的社会民主派。但如今美国甚至会认为他对整个体制有害,还引起了一阵恐慌。第二,更广义的层面上来看,传统的温和左右派,或者说,社会民主派与保守派的分野已经逐渐淡去了。在今天的西欧和美国,我认为,新的基本分野在于传统建制派和民粹政党之间。前者代表着大资本。从社会层面讲它们通常更进步,所谓“社会层面”指的是女性权利和同志婚姻之类的东西。后者便是民粹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反移民者等等。颇为矛盾的是,他们有时更贴近工人阶级的利益。

【问】跟美国一样,欧洲在近年来也面临了许多挑战甚至是危机。你如何看待欧盟的未来?

【齐泽克】欧盟值得继续存在下去,尽管它有许多缺点。我们正步入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在其所遭逢的各种失败面前,欧盟难道不是仅存的一丝希望的微光吗?至少在运行良好时,它曾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巨型政权区块,它确实为一些社会权利、福利和人权提供了保障。

我认为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上只有两大真正的经济奇迹可言。一是中国,我虽然也常批评中国,但它的奇迹却是难以想象的,是整个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过去四十年来,在这样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有如此之多的人脱离了贫困,实现了稳定的中产生活方式。虽然我偏爱民主,但我对一些自由派朋友的幻觉不以为然:他们声称,1989年事件之后,如果中国允许完全的民主,那它将发展得更好。我在这个问题上持有怀疑态度。

我的一位朋友认识某位中国前领导人的女儿,他告诉我一个故事。这位领导人临终前躺在病床上,只能用十分细微的声音说话,所以他的女儿必须呆在那里向别人解释他所说的话。一些政要在此期间拜访了他,并询问他认为自己最伟大的举措是什么。他们希望他回答说,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但他本人否定了这一答案,他说自己最伟大的举措是,抵挡住了中国迈向完全民主的冲动。这很令人失望,但如果中国在那时像苏东国家那样一步到位地走向完全的民主,那可能会发生某种混乱,会出现过度的分权化,统一将随之丧失。对此我的态度是现实主义且高度怀疑的。

二战后的另一个经济奇迹则是西欧。坦白讲,我也没有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另外任何时期有如此多的人口能够过上一种相对自由、有福利保障和免费教育且安定的良好生活。1950年至2000年是欧洲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我想再次引用我的朋友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的看法,他甚至不是左派,而是个保守主义的哲学家。在他看来,欧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作为政治运动的社会民主,而是他称之为“客观社会民主”的东西。所谓的客观,是指社会民主成为了国家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譬如起码应有免费的教育和健保、对抗种族主义的自由、女性权利等,这已经不只是某个党派推崇的政纲了,而是全体政党所共享的价值观。它是一种建立最大公约数的动力,这是欧洲的最伟大成就。我担心的是,假如欧盟解体,那它也将随之消失。如今我最不乐见的是,诸如波兰、匈牙利乃至于我的祖国斯洛文尼亚等国的主流政党,都对现代欧洲福利国家这一社会民主的核心表示反对。

欧盟的解体意味着一整片大陆分化为互不相让的小国,这是非常不稳定的。以我所在的斯洛文尼亚为例,它是个小国,但迄今为止还有一些琐碎的边境问题,我们在亚得里亚海岸上与克罗地亚有争执,而意大利想要占有东斯洛文尼亚的海岸,匈牙利如今声称自己在一战后失去的土地过多,甚至还打算废除当年的条约。匈牙利政府正在重印旧版的匈牙利地图,它比如今要大两三倍。这一切都可能产生爆炸性效应。

我的愿望听起来可能有点疯狂。如今中美贸易战正处于高潮,中国正寻求与俄罗斯合作,但我认为中国从中能得到的好处有限,因为俄罗斯虽然坐拥核弹、大军、原油和其它自然资源,但仍是个穷国。而特朗普也想要和普京达成某种交易,其中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很厌恶欧盟,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特别是普京,哪里有瓦解欧盟的力量,他就支持哪里。他支持法国的勒庞、意大利的萨尔维尼、英国的独立党以及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等一切有独立倾向的人群或地区。

试想一下,面对美国和俄罗斯,欧洲与中国之间能否来一场美妙的历史性联盟?两大强国阵营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可以彼此提携。中国不仅有强大的工业,在农业方面也有长处。欧洲的农业则很发达。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联合,或许能起到反制特朗普和普京的作用,二者的危险共谋如今日益凸显。欧洲太宝贵了,经不起解体的挫折。

【问】这听起来确实是个很大胆的设想… …不过这些年来,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似乎正在发生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

【齐泽克】现在让西方很不安的一点是:中国过去只是世界工厂,加工那些由西方设计和创造的产品,代表性企业是富士康。如今中国想要自力更生,有自己的原创产品,这就似乎触动了西方的敏感神经。因为他们明白,当下掌控了数字世界几乎就等于控制了真实世界,西方显然想要确保在这方面的垄断地位,打压中国的企业。这也是让我感到虚伪的地方。比如,我这几年有时会在西方的报纸上看到华为工人在厕所里睡觉的照片,他们过得就像奴隶一样。但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好些年前富士康也是这样对待自家工人的。他们向我展示了当时的照片,许多工人因为残酷的剥削想要自杀,厂方只得在窗户上加装防护网。此外,如果你在富士康工作,你还得签一份合同,其他人一旦陷入有自杀风险的低落状态就要上报。但当时的西方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问】听上去,你认为西方并没有像他们声称的那样认真地关切他国的人权?

【齐泽克】关切不能说没有,但付诸实践的时候往往会面临一些狭隘的、策略性的经济利益的阻碍。举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例子。如果以极端贫困作为衡量当今侵犯人权与否的尺度,那刚果民主共和国可能就是做得最差的地方。我曾经读到,一些村子里,女人们宁愿冒着途中被强奸的危险也要每周两次徒步前往附近的市场,这是唯一获取食物的渠道,才能喂养家里的小孩,而丈夫们都已经被屠杀了。那里有大量的童子军,有研究发现,假如用药物来喂养一个五岁的孩子,过些年就能培养出一个完美的士兵。这都如同噩梦一般,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但西方没有多少人谈论它。刚果根本不像正常国家那样运作。它实际上是不同地区军阀统治的集合体,且各地均与西方公司保有联系。十年前刚果中央政府和中国商定,中国将协助其建设包括铁路、大学、医院在内的基础设施网络,但不久后刚果东部地区就爆发了叛乱,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刚果各地的军阀都与西方公司签订了排他性的合同,中国的介入会使其失去垄断地位。

再来看沙特阿拉伯,该国特工杀害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的丑闻对我们来说都记忆犹新。这已经很可怕了,但还不能与沙特伙同美国军队在也门的作为相提并论。许多儿童因此失去了生命,你却只能在西方的报纸上读到一丁点相关的消息。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反讽的、虚伪的、矛盾的。

【问】那你认为出现这种“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呢?

【齐泽克】无非是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一点在特朗普上台前后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那套意识形态十分流行。共产主义在东欧失败后,西方相信自己已经获胜,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不过,那时他们起码还相信这套东西,这意味着一旦发生可怕的事情,起码还能诉诸一下人权。但如今情况变得更加犬儒化了,如今特朗普完全不在乎,持一种纯粹的犬儒态度,他的关切是高度选择性的。譬如,如今流行批评伊朗,但沙特阿拉伯对女性的压迫其实要严重得多。

我认为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正在发生。在1990年代那个全球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全球人权的愿景虽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扭曲和腐蚀,但起码还是确定的,但如今却没人认真对待它了。这多少是一种全球性的犬儒主义。某些人甚至把它当作一种新的多元文化宽容(multicultural tolerance)来大肆推销,但那不过意味着你可以在你的国家里自行其是,然后我们再签个自由贸易协定等等。现在,唯一的全球性力量是全球市场。

鉴于此,如今我们正处在极其危险的关头。不少人认为,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在西欧和北美的复兴表明,我们如今的处境与1930年代二战开始之前的情况相似,那时希特勒正好上台。但我认为是另一种情况。眼下可以与100年前相对比,也就是一战之前的时期。当时,大英帝国逐渐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诸如德国乃至于俄国这样的强权正在冒头,游戏规则尚不明确,他们想要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我认为如今的情形与此类似。美国或许依旧十分强大,但它已经不再是世界警察,不再是可以随处发起干预的超级强权。由于规则的不明确,我们如今正处于一个危险期。在我看来,冷战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规则是明确的,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是一清二楚的,而我们也差不多能维持这一格局。如今,规则的不确定令人很难预测未来会发生些什么。

【问】如果照你所说,当下“唯一的全球性力量是全球市场”,那么资本是否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齐泽克】资本是在越来越强大,但也越来越依赖国家机器。我不同意那种认为今天”国家趋于式微、大公司们要一统天下”的说法。首先,看一看现在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譬如新加坡、中国和韩国,它们的资本主义动力非常强,而这与高效而强势的国家干预有紧密的联系。中国比西方更好地应对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原因正在此。这也是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给我们上的一课。不仅仅是资本,而是受国家强力管控和规制的资本。

即便在美国,国家也谈不上式微,国家的直接干预同样有例可循。你知道美国最强大的产业是什么吗?不是军工,而是健保和医疗产业。美国对医药的投资比军工要多出两倍,这不仅与私立医院有直接关联,还牵涉到各种形式的保险,而这一切又都与国家脱不了干系。所以不要低估今天的国家机构的力量。比较起来,100年前的国家要边缘得多,假如100年前你想要在美国中部成立一家公司,你只要买下一片土地,建好房子,那就大功告成了。国家只保障一定的法律形式,但如今你需要国家来教育出合格的工人,需要国家来料理健康问题、生态问题等等,大部分情况下你甚至是直接从国家那里领工资的,亦即直接为国家工作。国家越来越强势了。

【问】这样一来,事情的走向对左派来说就越来越有挑战性了。你认为左派的未来在哪里?

【齐泽克】西方左派痛恨两样东西。一是强势的威权主义国家,二是不受约束的、放任自流的市场竞争。将这两者相结合的国家,比如中国,又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自然对他们来说很有挑战性。不过,要做一个能够提出批判性分析的左派是很容易的。但在我看来,如今的左派正在变得越来越道德化,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除了道德之外的明确目标。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我当时就在纽约街头,询问示威者们究竟想要什么,但却只得到了一些空洞的、道德高调式的答案。诸如,我们想减少腐败等等。但当我问他们想不想要更多的社会正义、完全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走得更远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哑口无言了。

不妨看一看眼下的委内瑞拉,单单归咎于马杜罗的腐败或者美国的干预都是片面的,还有个更基本的问题。查韦斯所尝试的是一种全新的模式。他做了许多实验,包括将工厂国有化并交给工人。尽管我对中国也有很多批评,但中国的优点在于,他们允许了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的存在,并且明确了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不能一味批判,要对资本家表明,这是专属于你的空间,只要你按规则来,在这个空间内活动,你是可以非常成功的。查韦斯就没有做到这些,他的批判性过强,摧毁了一切资本主义敌人。

现实来看,假如我们承认,如今的某些领域里依然需要私人资本,那就不能只是批判它们。需要清楚地划定其活动范围并告知对方:这是你的活动空间,你可以在这个范围内按游戏规则玩。这就是中国的经验,虽然它也面临难以解决的腐败问题,但西方的左派甚至连一种恰当的实践形式都还没找到。这是左派尚未解决的问题。

如今的西方左派除了含糊其辞地讲一讲社会民主——譬如我们现行的体制大体上还不错,只要再多一些环保措施、多一些福利就好——之外,提不出真正具有替代性的模式。这也是左派现在为什么花了越来越多的精力去占据道德高地,以此掩盖他们真正的困境:无法全面地提出一套关于自身诉求的蓝图。

【问】说回跟“龙虾教授”彼得森的那场辩论,除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外,辩论主题里还有个关键词是“幸福”。你最近也在很多个场合公开谈及了“幸福”的概念。但它们给我一种印象…

【齐泽克】我并不相信幸福。

【问】这么说你是反对幸福的。

【齐泽克】也不是,我当然不想见到人们受苦。我的意思只是,我并不认为幸福可以指代一种令人满意的普适性的生活方式。你不能通过直接把它设定为目标来得到它。在我和彼得森的辩论中,我提出幸福是一个必要的副产品。假如你为其它某些东西而奋斗,它就会随之到来。它只以副产品的形式出现。如果你只把幸福当做目标,那总是会导向自我毁灭的。

【问】如果终极目标不是幸福的话,那它应该是什么?

【齐泽克】我不知道。它可以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教条。当然,理想地看,你得找到自己的志向,你深入地检视自我,发现或者选择某些东西,譬如做一个好的工人、作家、舞者或是别的什么,可以是任何事情,然后你就一心专注于此。我认为这是当代人所缺乏的东西,缺乏这种专注于某些东西并为之奉献自己的一生的能力。

【问】现在国际上也有许多关于幸福指数的排名,许多欧洲国家都排在前列。可能确实有些人就是会天然把幸福当成目标,另一些人则会在事业受挫之后说,那我追求家庭和个人的幸福好了。在一些国家里,让民众专注于“小确幸”的生活甚至成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的手段之一。在你看来,幸福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齐泽克】确实如此。我们也都知道“追求幸福”是写进了美国宪法的,虽然美国人会更小心地使用这个搭配:他们不说幸福,而是说“追求”幸福。你一直在追寻某种东西但永远得不到它。但我认为这种说法都仍然过分了。对我而言,幸福生活的典范究竟是什么?我想要做一些事情,例如写一本优秀的哲学著作。我为此疯狂工作了两年,完成了这本书,如果它真的很优秀的话,我自然会为此感到幸福,但我并不是为了幸福而写这本书的,而是因为有某种东西在推动着我。

这就好比坠入爱河,我很喜欢这个富有挑逗性的例子。当你与某人热恋时——这里我指的不是什么崇高的精神之爱,而是生理意义上的性爱——这不是幸福,而是一种痴迷(obessesion)。想象一下,当你处在热恋当中,你整天都会想着它,完全忽视了自己的职业以及许多别的东西。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所做的许多伟大的事情,都是一种痛苦的迷乱。你是如此地在乎某些东西,以至于忽视了其它你认为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但我认为这是活得有创造性的不二法门。如今的消费主义文化大力将我们推向所谓的“幸福”,同时阻碍了前面所说的这种全神贯注。

【问】你曾经也提过,幸福容易成为资本主义的某种输出物。

【齐泽克】是的,这是商品的全部承诺之所在。我们都知道当今要怎么去推销一件商品,推销商品不只是卖出一件产品,而是推销与这件产品相关联的一切价值。例如,在我年轻的时候,牛仔裤就象征着一种反社会主义的姿态,象征着我想成为美国人,变得和美国人一样,尽管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但道理是适用于所有产品的。这种意识形态依旧在起作用,哪怕对于很多持环保立场、有生态主义倾向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如今我有的朋友们特别热衷于购买有机水果,但我觉得他们并不真的相信这些苹果更好,而是一种象征社会团结的姿态,象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问】是指那种,“你是某些东西的一部分”的归属感?

【齐泽克】对,你是某些东西的一部分。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应当随时铭记在心,消费主义从来不只关乎产品,而是关乎产品的意义。我特别喜欢举一个例子,我的朋友里有做医生的,他有一辆吉普车,就是那种专为乡间而设计的、有大轮子的重型汽车。他住在市中心,车只用来去医院上班,但他买这辆车的理由很明显。这辆车的意义在于让他显得像一个来自乡村的硬汉,即便你本来不是,在你买了这辆车以后, 他就把这辆车融入了自己的个人认同里。

如今各种产品琳琅满目,我们之所以购买它们,不只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而在于它们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或者说社会性内涵。这种内涵也可能是进步主义的,譬如透过购买有机食品来显示自己与自然的亲近,但这仍是意识形态。我深信,这种日常生活里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人们或许会说,意识形态如今已经死了。他们可能只注意到了作为一种体系的大型意识形态,而没有留意到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意识形态中。正如你刚才所言,如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幸福。我不太清楚中国的情况,如果你看一看西方,不难发现,做一个基督徒、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或者民主斗士如今已经不再是重要的目标。今天的社会告诉你要完全做自己,过幸福的生活,要有满足感等等,现状就是如此。这就是如今最鲜活的意识形态。

我经常会诉诸一个你可能比较熟悉的例子,马克思曾经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主张,如今还有两样别的东西也是“人民的鸦片”:一是“鸦片”,二是“人民”。所谓鸦片不仅是指它作为一种化学品或者药物,而在于你需要它来保持心态。我曾经在某个地方读到,在美国大学乃至于整个学术与出版界,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教授和学生或多或少都使用过佳乐定(Xanax)之类的抗抑郁药。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我们离了它就没法活下去。“人民”则是指民粹主义。它通常又表现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等。当人们说起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犬儒化的、后意识形态的时代,我都会不禁发笑。这个时代确实很犬儒,但并不是后意识形态的。如今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有增无减。

【问】那么,你自己是否认同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

【齐泽克】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我对此持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是个负面词汇,它指代某些错误的东西。正如毛泽东所言,当你使用一个概念却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矛盾时,就会掩盖冲突。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当然都反对种族主义、骚扰,暴力,但我们倾向于从“宽容”(tolerance)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但我很不喜欢宽容这个概念。所谓的宽容更多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我宽容你、你宽容我,进而相互宽容。它把社会斗争转变成了文化斗争,好像反对种族主义就在于美国人要宽容墨西哥人。对我来说,这是意识形态神秘化(ideological mystification)的绝佳案例。当你使用一个概念来标示一个真实的问题时,这个概念反而把问题神秘化了。

对我来说,这是与哲学相关的问题。我们哲学家不能提供答案,比如我就不懂怎样处理生态问题。但我想我们可以向人们好好展示,帮助他们提出正确的问题。正确的解决方案的前提,是正确地提出问题,而哲学家正擅长祛魅。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就已经是问题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是今天的哲学家们的任务。

【问】我们今天的访谈也要接近尾声了。结束之前,我还想请你回答两个来自我们读者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与婚姻有关。与世界上的许多国际大都市类似,中国也有许多城市的离婚率接近五成,这意味着半数的人在结婚后都会离异。这位读者想知道你的看法:婚姻作为一种制度是否会渐渐消失?

【齐泽克】我希望它不会消失,但我倒不是个老顽固…婚姻正丧失其经济功能,以往它有决定谁来继承财产的作用,但现在基本没有这方面的功能了。但正因为它失去了经济功能,如今的婚姻才能成为某种美妙的东西,成为最纯粹的承诺。你只是向社会表明,我在乎这个人比别人更多,我想要这样……这是为我而设的。婚姻如果指的是与某人共享世界的承诺,那它是可以存续下去的。性、充满激情的夜晚对我来说是美妙的,但我们都知道,你总得醒过来,对吧?那才是问题。对我而言,这才是真爱的开端。你知道,我们不仅是在做一些日常的琐事,还是在耐心地维持微小的日常性仪式,要过日子,诸如谁来打扫厕所,谁来做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等等。这些小型的仪式很美好。我们如何准备早餐?我认为这是婚姻的真正奇迹。两个人的承诺。你的读者听了这些也许会有些失望。我并不相信流行的多角恋的理念,诸如我可以同时爱很多人……

【问】你指开放关系?

【齐泽克】我不是个道德卫道士,人们如果这么做了我无所谓,但对我自己而言,婚姻是有绝对排他性的,只能爱一个人。怎么说呢,开放式婚姻或者开放式关系经常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旨在满足我的不同需要,或者是有知识含量的闲聊,或者是高密集度的性爱,或者只是单纯地找乐子……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爱。爱不等于满足你的需求。爱要更形而上一些,它关乎绝对的信任。爱是我没法离开你而生活,我决定为了和你在一起而作出根本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没法预测未来的走向,只能说最好不要让婚姻消失。在我们这个疯狂的世界,如今最流行的意识形态就是拿自我做实验,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意识形态。不要绑定在某个东西上,要尝试不同的伴侣、不同的性取向。如果你是个异性恋,那就尝试一下同性性经验,或者找一群人来做一些放荡的实验。我觉得这些不能让我感到满足。

我还是信奉绝对的承诺。爱不等于四处寻觅惬意的性生活,爱是你在某个契机上发现了某个人,接着你发现很难离开对方而生活,并决意要改变自己,要作出承诺。就算婚姻的经济功能正在逐步丧失,上面这一点也还是不变的,两个人的决定并不只关乎性,诸如你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是基于双方都做好了共同缔造一个世界的准备。任何处于令人满意的爱情关系当中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而这也是它真正美妙的地方。你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小型仪式,譬如两人晚上出门散步,决定两人的分工等等。这是爱情关系里最困难的环节。需要走出野性的激情,实现改变,构造整个世界以及你们的生活之道。仅就这一个理由来讲,我就不认为婚姻是什么过时的、反动的老黄历,而是你所能经历的最为美妙的事情之一。

【问】第二个问题与你刚提到的这些日常仪式相关。作为一个思想者,我们可以有许多漂亮的点子。我们想要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我们欣赏马克思主义等等。但一旦进入日常的实践就很难落实。例如,我完全明白消费社会的弊端,但我还是得买东西。

【齐泽克】只有虚伪的知识分子才会那样说,我跟你保证。如今的哲学家和理论家可能还要犬儒得多,而他们对此也心知肚明。我和妻子甚至写过赞赏某种程度的消费主义的文章。我也得接一下地气,要与时俱进。假设你是个普通的工人,你没有挨饿,但你只是勉强维生,只有微薄的积蓄。你难道不应该每两个星期去一次小型的购物,放开手脚买一些也许完全用不着的东西吗?为什么不解放一下自己?这是为了真正的满足。在爱情里,我们送给别人的礼物也不应该是实用的礼物。这正是为什么,如果你有钱,你就送金戒指之类的东西。爱的表达就应该是无用的。与此同时,我对那些喜欢贬低穷人消费习惯的富人也嗤之以鼻。一个普通人跑到街头的药店里买一些根本没用的面膜或者洗发露,这是很好的,为什么不这么干呢?这也是一种解放的形式。

一些愚蠢的精英主义左派常犯的错误,就是幻想着盛大的革命。在雅典或者伊斯坦布尔的广场,组织几百万人,来一场运动。但我要说,革命的试金石在于第一天之后所发生的事。经过半年的革命和动荡,一切都恢复到平常生活。你能感觉到那个层面上的改变吗?我认为这是革命最有趣之处。我们如何回归日常生活?事情真的发生了变化吗?男性对待女性的方式是否有所不同了?在这一层面上,我持有一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态度。

例如,我对1968年欧洲的性革命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运动有很多批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点,那就是这群疯狂的“60一代”确实让我们的生活不同于以往了,例如对待不同性取向的态度,对待女性的态度等等。以前无论是略带种族主义倾向、对同性恋开不雅的玩笑还是贬称女人是疯狂且歇斯底里的,尚且可以得到公众的容忍,现在这些东西则不可能登堂入室了。这确实是一种进步,对此我是个现实主义者。

这不是高高在上的进步,而是日常生活以及日常行为里的进步。人们总是说我们是一群疯狂的哲学家,但我们更像是蛮横的现实主义者。与此同时我们对那种激动人心的愿景也保持怀疑,比如百万人上街怒吼。我的问题始终是:革命第二天,你在家醒来之后会做些什么?革命必须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被感受到,否则就只是在浪费时间。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强制垃圾分类后,社会如何获得主动权

蒋亦凡/作者

本文原载于端传媒(Initium Media),原文链接为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712-opinion-shanghai-garbage-sorting/ 转载已获授权。

7月1日,上海开始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在全国率先进入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时代。这意味着中国的垃圾分类在2000年被提出,经历了19年或三心二意、或有心无力的试验之后,终于动了真格。

《条例》规范的对象涉及多种公私主体,但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规定居民将生活垃圾分为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投放,违者将被处以50~200元罚款。在很多地方,基层政府撤除了居民门前和楼道的垃圾筒,在小区内设置集中投放点,早晚定时开放,将《条例》表述为“逐步推行”的“定时定点”投放,直接一步到位。

直到《条例》实施前两周,舆论才爆发。其中并不缺少支持的声音,但也有大量报道和评论聚焦于被认为繁琐、混乱的分类方式和“定时定点投放”给市民造成的不便甚至是羞辱,于是“被垃圾分类逼疯的上海人”成为一个流行语。人们或隐晦或直接地批评这项政策的强硬、草率、不计成本和早产。

比如,FT中文网在7月1日当天发表了署名李牧之的文章《垃圾分类的社会成本》,认为这项政策是让垃圾回收这件事情“去专业化”——原本就有的“拾荒者”(非正规回收业者)体系能够专业而高效地回收垃圾,作者通过计算发现,全市居民从事垃圾分类每年将耗费相当于36万个全职工作量,认为把这项工作强加给居民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作者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垃圾分类是没有收益”的,主要的动力来自“对惩罚的恐惧”,上海的政策造成了政府和民众之间“你监督,我执行”的关系,而不是“基于居民一致同意的产物”。由于存在钻空子的可能——比如小区外的垃圾桶就是常设的——会不断有人设法钻空子,最终没人愿意遵守规则,政府的强硬手段也将不断加码,社会成本不断上升。

作者在后文也承认,垃圾分类“当然是好的”,但坚持“需要基于居民同意的原则去设计实施公共政策”。

7月2日,FT中文网发表了另一篇关于上海垃圾分类的文章,寇步云的《十年惊变:垃圾处理的广州模式和上海模式》。文章回顾了2009年广州市政府积极回应市民反对在番禺建设垃圾焚烧厂的往事,将之与如今上海强硬推行垃圾分类进行对比,感叹这十年间施政文化“换了人间”。

2009年初,广州市政府公布将在番禺区建设一座(寇文误作五座)垃圾焚烧厂,选址周边人口密集,特别是有几个居住着大量媒体人、律师等“新兴中产”的大型楼盘。此议迅速引发当地抗议行动,居民上街集会或与政府开展对话,媒体持续高压问责,而市政府亦采取了信息透明与积极磋商的态度,最终市政府宣布搁置项目选址,将议题“转向低调”。作者认为,十年前广州市政府所采取的是“接触-说服”模式,而如今在上海却变成“隔离-推行”——在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的同时,故意将垃圾处理终端的能见度降低,以避免民众反弹。

两篇文章都说出了在垃圾分类议题上被排除于决策过程的不满,代表了不少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的心声。但他们眼中正确的做法——先凝聚社会共识,再开展垃圾分类——恐怕只是一种凌空高蹈的奢谈。

《十年惊变》表面上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反差,但掩盖了两地两事的根本差异。2009年的广州发生的是一场经典的邻避运动,番禺原本在会江村的选址在“转入低调”后,在三年后改到了番禺南部的大岗镇,在2018年建成投产,成为“广州市第四资源热力电厂”。同一年,大岗镇被从番禺划入南沙,这被认为是抹除“垃圾焚烧厂仍然落户番禺”印象之举。故事不止于此。在2009年番禺的运动胜利后,6座垃圾焚烧厂在白云、花都、从化、南沙、增城和黄埔建成投产,合计处理能力1.3万吨/日。邻避运动没有阻止这些厂的建设,因为这些位于远郊的选址附近没有番禺北部那么多的新兴中产阶级。

“公民社会”也没有拥抱广州的垃圾分类。《十年惊变》文中提到广州市在番禺焚烧厂遇阻后开始推行垃圾分类,以“挽回颜面”。但事实是,以垃圾分类“为城市垃圾寻找真正的绿色出口”,是番禺反焚运动期间就被媒体提出的论述,以回应政府不断的“垃圾围城,那怎么办?”的反诘。在搁置番禺选址之前,政府就提出了“力争在3~5年内使广州市的垃圾分类覆盖面达到80%”的目标,更像是响应民意,着手治本。2012年新市长陈建华上任后,力推垃圾分类,还邀请了反焚人士加入“城市废弃物处理公共咨询委员会”。但纵是如此,十年来广州的垃圾分类却停滞不前。上个月,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公布计划再新建5座焚烧厂和5个填埋项目。

为什么广州当年如此活跃的“公民社会”和如此开明的政府都没能把垃圾分类搞起来?因为处在《十年惊变》作者眼中“公民社会”黄金时代的这场运动只是一场邻避运动,不是环保运动。那么,在今天这个媒体、网络、NGO等诸多环境都已经“换了人间”的时代,我们是否可以指望一场建立在民间共识基础上的环保运动?恐怕只会更难。

但是,那场邻避运动也留下了环保运动的弱小种子。其中一些积极分子意识到如果没有垃圾源头治理,那么反焚就只是“击鼓传花”,最终会在别人家门口建成。出于良心不安,他们成立NGO推动垃圾分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如今垃圾分类政策的制定。只不过,他们的工作也没有得到大众响应。

当然,这些重要背景不妨碍一些人仍然坚持认为“垃圾分类当然是好的,但是程序正义更加重要,没有程序正义,毋宁不搞垃圾分类”。只不过,这种大义凛然只属于远离污染的人,而靠近垃圾填埋场、焚烧厂和一望无际的露天垃圾堆的“前线社区”的人们没有这种奢侈。

邻避运动尽管愿景有限,它的担忧却是正确的。垃圾焚烧厂排放的二噁英、细颗粒物和有毒金属等污染物会造成癌症、出生缺陷等健康后果。在中国,焚烧厂的信息公开和排放监管又一直做得相当不好。而填埋则产生有毒渗滤液,污染水源,产生大量甲烷(一种强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垃圾分类不仅大幅减少焚烧和填埋及其环境影响 ,而且它所回收的资源可以用来修复土壤、重新用于工业生产从而减少资源采掘。这是从根源上处理垃圾问题,是消费社会的自我救赎。

台湾的垃圾分类就源自政府当年在社会压力下试图减少填埋和焚烧。政府在2003年提出建设“零废弃社会”的愿景,追求将不可回收的垃圾量降到尽可能趋近于零。在推行垃圾分类的同时,政府还根据“延伸生产者责任制”原则,通过向制造商和和进口商收取“回收清除处理费”补贴回收企业,促进了资源在本土循环利用。垃圾强制分类政策在2005年推行前,政府开展的民调显示有九成的支持率。目前台湾废弃物回收率超过50%,处于世界最高之列,很多垃圾焚烧厂处于低运行状态。

焚烧只是问题的一小块,失控的垃圾污染空气、水源、土壤和食物,破坏生态系统,拖累经济,其代价最终是由全社会承担。垃圾分类显著增进公共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垃圾分类的社会成本》一文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垃圾分类是没有收益的”是如此荒谬。而恰恰是作者批评的权力运作,让公众难以看到真实的环境污染和社会代价,因而缺乏对环境治理的收益的理解。难于参与公共生活,让人们退守私生活,重视对个人权利的伸张,轻视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这些都让作者呼唤的“共识”成为空中楼阁。

权力似乎还造成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垃圾分类的社会成本》中大力批评上海的“监督-执行”模式,殊不知监督和惩罚是立法的题中之意。台湾的垃圾强制分类不仅要求定时定点投放,而且分类不合格且不听劝告者会被处以1200~6000元新台币(266~1330元人民币)的罚款,监督手段也包括交运时当面破袋检查。在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前,没有监督和惩罚,就不可能有正常运作的垃圾分类体系,反倒真正是大型“劣币驱逐良币”之始。

在质疑立法中竟包含监督和处罚手段后,作者又质疑了立法本身的程序正义,认为“只有多数同意,才能大幅降低政策执行的成本”。但是,我们身边有大量公共决策缺乏程序正义,其中一些决策由于没有伤害到主流人群的利益,甚至是符合了他们的利益而得到了默许——那些被无声地建在远郊的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就属此类,武汉郊区阳逻一场反对在当地建设焚烧厂的运动正在公众关注之外进行。假使我们能够开放地讨论环境问题,对它的后果有足够的社会想象力,能够感受到他人的切肤之痛,那么,尽快实现垃圾分类就是一个必然的逻辑结论。面对这多重现实,突然要求能显著增进公共利益的垃圾分类要比日常发生的林林总总具有更高的程序正义,不顾现实条件,要求它是“基层居民一致同意的产物”,让人感到这本质上是与十年前那场反焚运动同构异形的“精神邻避”。

十年前的广州没有发生环保运动,而上海正在发生。只不过,这是一场体现着强烈长官意志的环保政治运动。但是也应该看到,这场运动和之前一轮又一轮常常损害民生的“环保风暴”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政府在限制居民丢垃圾自由的同时,也通过立法向公众许诺了自己环境治理责任,而且这些责任指向问题根源,显示出抱负。

《条例》开篇申明:立法目的是实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此,它不仅要求居民和单位开展垃圾分类,也要求包装和一次性用品的源头减量,并推行“区域生活垃圾处置总量控制制度”,要求各区制定措施实现垃圾减量。

《条例》的一份《实施意见》还提出了“全生命周期管理、全过程综合治理、全社会普遍参与”的理念。至少从字面上看,这意味着巨大的监管责任,大量的公共投入,政府内部的学习、成长与磨合,和社会的参与机会。这些都让新政不太像是又一次对社会的单向的规训。

是的,喊口号是简单的,它们未必会实现。但是,这次与过往运动的另一个区别是:它卷入了全市每一个家庭。每个家庭每天的垃圾分类劳动付出,让他们对政策的实施产生监督意识,并获得监督的道德正当性。这让政策被置于全社会的审视之下。

换句话说,上海所发生的,是政府为了环境保护,强行与社会签订了一份契约,双方在其中都被赋予了义务。于是,关键的问题不再是去根据以往经验推断政府这回能不能把事情办好,而是社会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凭着这份契约,让新政实现的公共利益值回自己让渡出去的权利,能否被激发出之前被拒绝聆听的社会自主性,能否迫使政府为了实现治理目标而向基层赋权,能否通过有力的监督、大声的要求,去把这场自上而下的环保政治运动,变成一场自下而上的环保社会运动。

该怎么做?正式参政渠道、媒体和网络舆论、公益诉讼,以及基层社区的组织和动员。虽然没有哪种手段是决定性的,但凭着这份契约和公众被赋予的这份道德正当性,它们的效能或许不应被低估。

社会的着眼点可以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监督政府履行监管责任,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原则完善后端体系。

《条例》规范对象不仅是居民,还有企业和政府本身。为了确保民众辛苦分类的成果不被枉费,它要求相关企业必须对居民分好的垃圾进行分类收运、分类处置,实行密闭运输,并安装在线监测系统。要求市、区绿化市容部门牵头建立“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信息系统”。这意味着政府除了负有监管责任,还必须切实提升分类处置的产能。

《条例》实施后,湿垃圾(厨余垃圾)分出量急剧上升。《条例》规定,湿垃圾应“采用生化处理、产沼、堆肥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置”,并要求相关部门支持在公共绿地中优先使用湿垃圾堆肥,支持符合标准的堆肥用于农业。据市政府在6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目前湿垃圾日分出量为6100吨,资源化利用能力为每天5050吨,争取到2020年湿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达到7000吨,看上去捉襟见肘。

公众有权追问:我们如何获得真实而及时的湿垃圾分出量和利用量数据,好对它们进行核对?公众是否可以实地考察这些处理设施?是否能看到传说中的“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信息系统”?另外,《条例》规定的湿垃圾处理方式中的“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这种模糊化表达是否给湿垃圾焚烧留下了后门?

6月28日的发布会还披露了当前可回收物回收量——3300吨/日,却没有关于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能力的数据,对有害垃圾的处置现状更是未置一词。这都是公众需要去追问的。

前面提到,《条例》提出实行“区域生活垃圾处置总量控制制度”,各区都要制定自己的总量控制计划。那么,公众就有权去了解全市和各区的计划究竟是什么,是否切合实际,又够不够进取,有没有完成,并据此去反对盲目上马垃圾焚烧和填埋产能,要求焚烧和填埋逐步减少,同时高举“无害化”原则,去推动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的信息公开,监督其排放达标。

二、推进社区自治,促进公共参与。

《条例》规定,在城市小区,物业公司是垃圾分类的管理责任人,而居民委员会则负责“组织、动员、宣传、指导”。而在乡村,村民委员会同时扮演了两种角色。城市中的这两种组织都不能真正代表居民,不是凝聚共识的平台。而在乡村,村民自治有待强化。

这需要城市中的业主委员会、NGO、媒体、高校这些公民社会主体扮演更主要的角色,来为垃圾投放方式(比如究竟要不要定点定时?)、监督和惩罚机制、设施投入(比如避免不适宜的高科技设备进入社区,既浪费公帑,又妨碍居民主动性的建立)等议题建立对话机制,让它们变得更符合本地实情、更以人为本,从而更具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这也会有助于在社区中形成一种公德意识,从而超越“监督-执行”。这些活动可以进入全社会,通过开展公众教育、讨论、考察,让大众知道垃圾分类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分出来的垃圾都去了哪儿,该如何去监督政府兑现承诺,让垃圾分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系列公民参与的开端。

三、关心回收业的发展。

30年来,中国的废品回收主要依靠一个由来自农村的拾荒者、收购者、中间商和再利用加工者构成的庞大非正式部门(据维也纳大学潘介明统计,光2011年在北京的前三类从业者就达到30万人),依靠他们在恶劣环境中的廉价劳动实现了废品(可回收物)的有效收运和一定程度的资源化利用。这个部门的兴衰枯荣极大地受到城市更新、环境治理、“人口调控”、 再生材料市场波动和作为原料的“洋垃圾”进口政策的影响,近两年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而此番《 条例》有一条规定:只有取得“生活垃圾经营服务许可证”的单位才可从事垃圾收运,无证收运者会被处以3至10万元罚款。这恐怕将彻底排除非正规回收业者的参与,而将市场拱手让给“两网融合”(指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废品回收体系两者的融合,通常表现为政府指定企业进驻小区设置回收点)指定企业。但是,固有回收体系的瓦解和企业对废品资源的垄断,无助于回收效率和精细程度的提高,还势必造成大量非正规从业者的失业。对此,公众可以探讨该如何将非正规回收业者纳入“两网融合”,让他们与企业开展竞争,并与居民配合,进一步提高可回收物分类水平(而不是像《垃圾回收的社会成本》一文说的那样——交给非正规部门就好了)?

在再利用加工端,小作坊、小企业可能因为加工过程中的污染而难免被关停,那么政府又该如何扶持新的加工产能,避免可回收物因为没有市场而最终走向填埋场和焚烧炉?当产能就绪,我们该如何推动生产端使用可回收材料,并对材料属性进行标注从而提高回收率?

需要过问的事项还有很多很多。垃圾分类突如其来,被强加给每个人,于是每个人都从“眼不见为净”的沉默大多数,变成每天都会感受一遍的利益相关方。环境问题、公共利益终于穿透权力自己设置的屏障而变得可被想象。上海之后,更多城市即将进入强制垃圾分类时代。一个社会真正的自主性或许将以这种曲折的方式出现——起初它没有被肯定,然后它自我肯定。新的环境运动,新的公民意识,或许将因此出现。

最弱势的家政工人,如何取得国际性的行动胜利?

图片来源:The Better India

青草/作者

2011年6月16日,联合国全球劳工组织(ILO)以压倒性赞成投票通过了《189号家政工人公约》,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项关于“实现家政工人体面劳动”的公约。对于世界各地的家政工人而言,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成就:这项带有法律效力的公约保障了她们的工作时间和产假等权益,也正式赋予了她们集体谈判的权力。

看似弱势的家政工人如何推动了这项国际公约的颁布?她们如何团结起来并组织了这次全球运动?为了解答上述问题,社会学家Jennifer Fish花了6年的时间跨越5大洲进行田野调查,写下了《全球家政工人团结起来!一场争取尊严和人权的全球运动》(Domestic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A Global Movement for Dignity and Human Rights,2017)一书,向我们展现了家政工人团结行动背后的行动策略。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13年全球有超过5.2千万到1亿的工人在提供家政服务。数据显示,约83%的家政工位女性,17%是外国移民工人。与产业工人相比,她们通常处于劳动力市场更为边缘的位置,大部分属于非正规就业,基本的劳动权益都很难得到保障。此外,家政工人通常是分散在各个雇主的家中,通常彼此缺乏联系,很难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因此也常常被视为无法组织起来的群体。但事实上,恰恰是这群最“弱势”的家政工人形成了全球性的团结行动,并最终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

Fish认为,家政工人取得成功的第一步是建立全球家政工人组织(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Network, IDWN),为集体目标的形成提供了组织基础。IDWN成立于2006年,是第一个家政工人的全球性组织,包括超过4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家政工人网络。IDWN的出现使得各国的家政工人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更好地分享自身的经验,建构全球性的工人身份认同,并形成统一的目标。在成立之初,IDWN的目标就是将家政工人的斗争提上世界人权运动的议程,并为家政工作建立第一套全球通用的劳动保障标准。

在成立之后,IDWN开始积极争取其它非政府组织(NGO)的支持,将家政工人运动变成影响更为广泛的全球性社会运动。IDWN通过突出家政工人的女性、少数族裔、外来移民、非正规工人等身份,争取女权组织、人权组织和劳动权益组织等NGO的支持。工人活动家强调,IDWN不仅仅是在争取家政工人的权益,同时也是在反对轻视女性从事的家政劳动,争取性别公正;反对现代奴隶制和歧视移民,维护基本人权;反对剥削非正规就业工人,保障劳动权益。这一行动策略使得其他NGO纷纷被动员起来,形成了力量强大的全球同盟。

与此同时,IDWN还积极争取了国家的支持,使得一些政府和重要政客也成为了家政工人运动的支持者。一些曾有过激烈的争取社会正义的运动的国家(如巴西、南非、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的代表在国际劳工组织中支持了家政工人的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国家代表中,一些女性代表坚定地与家政工人站在一起,她们利用自己在机构中的职位将女性的声音和女权主义价值在国际舞台中表达出来。她们提高了政策制定实践中各方的性别意识,也使得国际劳工组织更加具有性别视角,更加关注女性权益。

不仅如此,IDWN也推动了雇主代表同意《189号家政工人公约》的通过。工人活动家的主要策略是发起一场关于“道德的斗争”(moral fight)。她们强调,缺乏对家政工人的劳动保障,背后反映的是雇主缺乏同情心;她们还喊出“家政工人的权利就是人权”的口号,要求雇主代表为保障人权承担道德责任。在对家政工人公约进行三方集体谈判时,IDWN的代表还询问雇主代表个人对家政劳动的依赖程度,强调家政工人对雇主家庭的贡献,从而让雇主代表在投票时感受到道德的压力。

通过上述策略,家政工人们成功地推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国家、雇主和劳工代表通过了189号公约,使得家政工人成为全球劳动治理中的重要力量。

这本书通过丰富的田野资料向我们讲述了家政工人的抗争,对于我们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人运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作者对于家政工人运动的前景可能过于乐观了。在书中,她没有进一步地讨论《家政工人国际公约》应如何落实,这一公约是否能切实保障各个国家中家政工人的合法权益。接下来需要更细致地调查《189号家政工人公约》在现实中的作用,真正发挥它的法律效力,保障家政工人的尊严与权利。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参考文献

  • Fish, Jennifer N. Domestic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A global movement for dignity and human rights. NYU Press, 2017.

经济不平等为何成为人类文明的显著特征?

沃尔特·沙伊德尔/作者
颜鹏飞 等/翻译

“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

需要多少亿万富翁才能凑足世界人口财富净值的一半?在2015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个人所拥有的私人财富净值,就与人类较为贫穷的那一半,即超过35亿人拥有的一样多了。如果他们决定一起去野外旅游,一辆大客车就可以把他们全部装下。而在前一年,需要85个亿万富翁才能达到这一门槛,也许一辆更宽敞的双层巴士才能容纳他们。在不久前的2010年,这类人要不少于388个,他们的资产才能相当于全球较为贫穷的那一半人拥有的资产,这就需要一个小型车队,或者一架普通的波音777或者空客A340飞机。

然而,不平等并非仅仅是由一些亿万富翁造成的。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家庭现在拥有略微超过一半的全球私人财富净值。如果把他们一些藏匿在海外账户的资产包含在内,将会使得这一分布进一步偏斜。如此悬殊的差距也并不是简单地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各个社会中存在相似的不平衡。最富有的20个美国人现在拥有的财富与这个国家底层的那一半家庭合起来的一样多,而收入最高的1%群体占了国民总收入的1/5。不平等程度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在上升。

同时,拥有财富的人在此基础上会获得更多财富: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群体中最能赚钱的1%(收入最高的0.01%)将他们的收入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提高了几乎6倍,该组中收入最高的10%群体(收入最高的0.1%)提高了4倍,剩下的大约75%的人的平均收益增长则远远低于这些更高层次的群体。

这所谓的“1%”可能是顺口而出的一个简单代称,但是它可能也起到了把财富在更少数人手中集中的程度模糊化的作用。在19世纪50年代,纳撒尼亚尔·帕克·威利斯创造出“上面的一万人”这一词汇来形容纽约的上流社会。我们现在可能需要使用该词汇的一个变体——“上面第一万人”对那些为扩大贫富差距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进行公正的评价。即使在这种上流社会的群体之中,那些在最顶层的人还是会超越其他人。当前,美国最大的私人财富大约是美国平均家庭年收入的100万倍,这个倍数要比其在1982年的时候高20倍。

所有这些都招致了越来越多的焦虑。在2013年,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已经把不断上升的不平等当作一种“明确的挑战”:

这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且向上流动性的缺乏已经危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信念——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获得成功。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面对的明确挑战,即确保我们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每一个勤劳的美国人。

2011年,投资商、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曾愤懑地说,他和他“超级有钱的朋友”没有支付足够的税收。这些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

有钱人是不是简单地变得越来越有钱了?

并不完全如此。相对于亿万富翁阶层,或者更为宽泛地说是“1%”阶层所有备受争议的贪婪而言,美国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只是到最近才赶上了1929年的水平,现在资产集中的严重程度要比那个年代的更为轻微。

在“一战”前夕的英国,最富有的1/10家庭令人震惊地拥有所有私人财富的92%,几乎把所有人都排挤出去了;今时今日他们的收入占比仅略微超过全体的一半。较高的不平等程度有一个非常长的谱系。2000年以前,古罗马最大的私人财富几乎等于帝国平均年人均收入的150万倍,大致相当于比尔·盖茨的财富和今天普通美国人财富之间比例的水平。就我们所知,罗马收入不平等的总体程度也与美国的没有太大的差异。

然而,到大约公元600年前后的教皇大格里高利的时代,大庄园已经消失,给罗马贵族留下的财富少到他们要依赖教皇的施舍来维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现象减少了,因为尽管许多人变穷了,但富人损失更大。在其他情况下,工人的生活质量有所好转,资本回报率却下降了:在黑死病之后的西欧,实际工资增长了一两倍,工人一边吃肉一边喝啤酒,地主则竭力保持体面,这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收入和财富的分布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的?为什么有时候它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就近年来不平等所受到的巨大关注而言,我们对这一点的了解要比预料的少得多。

高额技术性奖金资助的机构经常处理的一个问题巨大且日益严重、紧迫:为什么收入在上一代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越来越集中?关于20世纪早些时候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不平等现象大量减少的驱动因素的记录还很少,而在更久远的历史时期,物质资源的分配远没有这么多。

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为当今世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担忧,这为长期的不平等研究提供了动力,正如当代气候变化鼓励人们分析相关历史数据一样。但我们仍然缺乏对大局的正确理解,即一个覆盖了大部分可观测历史的全球性调查。一种跨文化、比较性和长期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机制至关重要。

关于经济不平等,我并没有试图去论及各个方面。我所聚焦的是社会内部的物质资源分配,这是一个重要且得到很多讨论的主题。我主要想回答为什么不平等程度会下降的问题,以及识别矫正的各种机制。

宽泛地说,在我们人类接受食物生产及其导致的一般性必然结果,定居生活和形成国家,并且承认某种形式的世袭财产的权利之后,关于物质不平等的向上压力已经成为一个既定事实——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对这些压力在几个世纪和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的细微之处进行思考,特别是对我们可能粗暴地标识为胁迫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复杂协同作用,将需要对更长的时间跨度进行单独研究。

如何来衡量不平等?

衡量不平等有很多种方法。在《不平等社会》中,我一般只使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基尼系数和总收入或财富的百分数份额。基尼系数衡量了收入或物质资产的分配偏离完全平等状态的程度。如果某一特定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收到或持有相同数量的资源,则基尼系数为0;如果一个成员控制了所有这些,而任何其他成员什么也没有,则接近1。因此,分配越不均衡,基尼系数就越高。

这些份额告诉我们的是,对一部分给定的人口来说,总收入或总财富中的某个部分是由某个特定的群体得到或占有的,该群体自身是依据它在总体分配中所处的位置来定义的。例如,被广泛引用的“1%”代表的是这些单元(通常是指家庭),它们比给定群体中99%的单元都享有更高收入或者能够处置更大资产。基尼系数和收入份额是两种互补的测量工具,强调的是给定分配的不同性质:前者计算不平等的总体程度,后者则对分配的模型提供了急需的深刻理解。

这两个指标都可以用来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同版本的分布情况。在税收和公共转移支付之前的收入被称为“市场”收入,转移支付后的收入被称为“总”收入,除去所有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净额被定义为“可支配”收入。在《不平等社会》中,我只涉及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对于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市场收入不平等是唯一可以被了解或估计的类型。

物质不平等的测量进而提出了两类问题:概念性的和证据性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可获得的大多数指标衡量和显示的是,因人口中的不同部分占有的资源份额不同而来的“相对”不平等。相反,“绝对”不平等聚焦的是这部分人口所产生的资源在“数量”上的差异。这两种方法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考虑这样一个人口样本,其中在顶层10%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在10%底层家庭平均水平的10倍,也就是说是10万美元相对于1万美元的相对水平。随后,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收入分配不变。基尼系数和收入份额与以前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收入上升没有增加这个过程中的不平等。但与此同时,顶层和底层10%群体的收入差距增加了一倍——从9万美元增加到18万美元,使得富人比低收入家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

另一个问题来自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对于满足生存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敏感性。至少在理论上,单个人完全有可能拥有某个特定人群中的所有财富。然而,没人在完全被剥夺收入的情况下能够继续生存。

这就意味着,关于收入的最高可行基尼系数值注定要低于其名义上的上限,即1。更具体地说,它们不能超过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资源总量。这种限制在大多数人类历史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低收入经济体中尤为强有力,今天世界各地仍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在一个GDP两倍于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社会里,即使单个人在任何其他人赖以生存的需要之外成功垄断了所有收入,基尼系数也不会超过0.5。在更高的产出水平下,由于改变最低生活标准的定义,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贫困人口无法维持发达经济体,其最大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得到控制。名义基尼系数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计算所谓的榨取率,即在给定的环境中理论上最大可能的不平等水平已经实现的程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任何长期的不平等程度的比较显得尤为突出,但最近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就引出了第二类问题:与证据质量有关的问题。

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是大体上一致的不平等测度:它们通常(虽然不是一成不变地)随着时间变化而朝同一个方向移动。两者都对底层数据源的缺点很敏感。现代的基尼系数通常来自家庭调查,从中可以外推出国民收入分配。这种模式并不特别适合捕捉最大的收入群体。即使在西方国家,名义基尼系数也需要进行向上调整,以充分考虑到高收入人群在其中的实际贡献。

一旦我们试图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研究扩大到更久远的时间,以上分析的所有这些问题都相形见绌了。定期的收入所得税的征收很少早于20世纪。在没有家庭调查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代理数据来计算基尼系数。

在1800年之前,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只能借助社会表进行估计,后者是当代观察家拟定的,或者是由后来的学者牵强推断出来的不同人口所获得的近似收入。更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欧洲部分地区的越来越多的数据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叶,从而揭示了单个城市或地区的情况。在法国和意大利城市中关于财产税的幸存档案记录、荷兰对房屋租金收入的税收和葡萄牙的所得税,使我们得以重建资产,有时甚至得知收入的基本分布。

近代早期法国农业用地分散程度的记载和英国继承性不动产的价值也是如此。事实上,基尼系数可以成功应用到在时间上更为遥远的证据上:罗马统治下的埃及晚期的土地所有权模式;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希腊、英国、意大利,以及北非和墨西哥阿兹特克人房子的大小变化;巴比伦社会当中的继承份额和嫁妆的分布;甚至是恰塔霍裕克这建立在几乎一万年之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原始城市聚落之一的石制工具的散布,都是这样进行分析的。考古学使我们能够把物质不平等研究的边界推回上一个冰期的旧石器时代。

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方法都有严重的弱点。然而,这些代理指标通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轮廓,使我们能看出随着时间推移的不平等趋势性变动。

对历史上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开展的研究的规模、范围和进度,使我们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充满希望。不可否认的是,漫长的人类历史不允许我们对物质资源分配进行哪怕最基本的定量分析。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识别随着时间演化的信号。

本文节选自《不平等社会》(沃尔特·沙伊德尔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出版)。

自从人类开始耕种、放牧,并把财产代代相传,经济不平等就一直是人类文明的显著特征。进入21世纪后,贫富差距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经济不平等问题越发突出,甚至已经影响全球稳定。

美国知名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回溯从石器时代到今天的经济史,从长远的时间维度追寻和解释经济不平等。他从最早的文明危机谈到20世纪的灾难性世界战争、革命,颠覆性地指出经济不平等从不会悄然消失,大规模暴力和灾难才能够显著改变这一切,换言之,只有战争、革命、瘟疫和国家崩溃才能重新洗牌。

沙伊德尔进一步强调,几千年来,文明社会并没有让自己适应和平的平等化进程,我们需要问自己,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被分配,以及将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些结果。

1999:反美游行与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

图片为新华社记者拍摄

本文原载于端传媒(Initium Media),原文链接为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625-international-yugoslavia/ 转载已获授权,部分文字经过重新编辑。

——“啊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三十六岁的斯洛文尼亚摄影师Matjaz近年来常在中国拍摄,他留着刻板印象中20世纪巴尔干男人的小胡子,大家都叫他老马。这里没有太多人听说过斯洛文尼亚,他总是说他来自于南斯拉夫。

“接着很多人就会开始对我唱《桥》(1969年的南斯拉夫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老马说。这首曲子虽然是意大利二战时期的反法西斯名曲,在中国却因这些游击队电影攻陷了一代人的情感,而成为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象征。

出生于毛时代后期的一代人,少年时代的文化生活并不丰富,从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引进的为数不多的译制片,被视作珍宝。游击队电影在1980年代进入中国,因其叙事节奏快、故事复杂,区别于早年引入的社会主义电影的情节扁平、人物刻板,受到热烈欢迎。男孩们在课后扮演《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中游击队员的角色,想象着像里面的英雄一样牺牲。他们乐此不疲地对接着暗号:“请给我放大一张我表妹的照片!”,“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就要来了”……那些电影塑造了一代人的记忆,让他们对南斯拉夫有着童年乡愁般的亲近感。

当199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北约)的战斗机在贝尔格莱德上空盘旋时,那些电影中的记忆在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中再一次被唤醒,而这时的“霸权”,变成了美国。

记忆的迷宫

1999年5月8日早晨5点(北京时间),北约又一次轰炸贝尔格莱德,从不同方向落下的五枚炸弹穿透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四枚当场爆炸。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名中国记者死亡。国内爆出了这则新闻后,以学生为主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全国各大城市爆发,史称“5•8事件”。

同一年,来自塞尔维亚的传奇南斯拉夫教练桑特拉奇执教于山东鲁能队,媒体人“有鬼君”回忆起5月8日刚过没多久的一场比赛,鲁能队主场的赛场上高高举起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横幅标语,球迷们对鲁能队的支持,与对南斯拉夫的支持在建立了强烈的情感连结。比赛结束后,观众席群情激昂地唱起了《啊朋友再见》。体育记者采访桑特拉奇时,他非常感动,没有想到南斯拉夫被北约轰炸,在遥远的中国竟唤起了这么多支持。2016年这位教练去世时,仍然有媒体在新闻标题中把他比作瓦尔特。

我把这个有意思的“错位”告诉老马,他讥笑说,“这些人不知道塞族军队在萨拉热窝围城战期间杀死了多少瓦尔特!”

互联网还并不发达的1990年代,普通人获取信息的途径非常有限,普通中国公众对遥远的巴尔干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知之甚少,人们不知道牵动他们对南斯拉夫最炽热情感的萨拉热窝,已经脱离了这个即将消失的国家,彼时的南联盟仅仅剩下了塞尔维亚和黑山。中国在当时是最反对北约空袭行动的国家之一,自前南斯拉夫1990年代初爆发内战开始,中国官方媒体报导就区别于西方主流媒体谴责塞族对其它民族的侵略的“人权”视角,而是以“主权”为框架,对西方肢解南斯拉夫表达愤怒。

1999年3月爆发的科索沃战争中,北约轰炸南联盟的导火索——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制造的种族清洗并不广泛为公众所知。中国媒体报导主要把科索沃作为“分裂势力”,背后体现出当局对内部边疆族群的隐忧。于是,这场战争更多地被中国公众理解为“世界警察”美国对南斯拉夫发动的干涉战争。

不过,刚刚“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外交战略上并没有野心,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更远不及今日。现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的历史学者宋念申在1999年刚大学毕业不久,正在《环球时报》工作,在他的回忆中,当时中国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导很少,中国公众普遍缺乏国际视野。直到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那场战争才广泛引发关注。

宋念申记得5月8日中午,他正给父亲庆祝生日时,接到电话被紧急召回报社制作专题。《环球时报》驻南斯拉夫记者吕岩松是轰炸当晚大使馆中唯一幸存的中国记者,他彻夜连线发回了第一手关于受难同胞的现场报道,那一期报纸大卖。这一事件也改变了当年很多报人的认识——中国公众对国际政治新闻的需要已经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了。

戏剧工作者黄佳代1999年时在上海读大一,她在学校里亲历了那个“5•8事件”的现场,同学们激愤地走上街,准备去“创造历史”。她后来在贝尔格莱德和上海分别做了两个关于这场战争的剧场。

“谁是引导南斯拉夫人民走上民族解放的伟大领袖? 铁托。但是,高中政治考试的题目后来变了。谁是南斯拉夫维护国家统一、反对霸权、英勇抗争的民族英雄?米洛舍维奇。”她在脚本中写道。米洛舍维奇在1990年代经历学校教育的一代中国人心目中,是维护国家统一、反抗美国霸权的英雄。因为课本上是这样说的,这样答题才能得到政治课考卷中的那“两分”,中国与南斯拉夫的伟大社会主义友谊也被这“两分”牢牢地巩固着。

吊诡的是,在整个毛时代,南斯拉夫从来都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正相反,它一直被中共当作修正主义的反面典型批判。官方文宣中,南斯拉夫被控诉为“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几十亿美元豢养的帝国主义’走狗’”。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交恶,中共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罪状之一,便是苏联跟南斯拉夫重修旧好,而中苏关系的破裂,也进一步使莫斯科和铁托的南斯拉夫紧密了起来。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炎的回忆中,《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在1973年已经作为“内参”,与诸多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电影同时被引进,供领导人观看,但它们被当作“个人英雄主义的毒瘤”迟迟未公开,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才进入电影院。

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所有的“道路之争”冰释前嫌。在1980年代的记忆中,1960年的“中苏交恶”不再是斯大林与赫鲁晓夫(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别,而是面目模糊地统一呈现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反对。中国的市场改革则把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主义”道路列为重点模仿对象,南斯拉夫的游击队电影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成为了集体记忆中难以抹去的情感底色。

于是,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友谊,在人们的记忆里突然变得贯彻始终,坚不可摧。人们恍然大悟般“发现”南斯拉夫甚至比中国还要更早地认识到苏联的“帝国主义真面目”。后知后觉的钦佩感让一则政治八卦在坊间流传着:毛泽东曾称赞铁托是“铁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形象就这样被重塑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勇于对强权说“不”的。他们先是英勇抵抗法西斯,又不屈服于苏联的强权,现在又在美国霸权面前挺直了腰杆。

铁托、游击队和南斯拉夫留给这代人的不屈不挠印象,伴随着南斯拉夫老电影带来的亲切感,顺理成章地在1990年代对接到了联邦解体后继承南斯拉夫国家机器的、塞尔维亚人主导的南联盟。多年以后,中国民间一部分左派对美国自由民主进一步幻灭,对社会主义阵营洋溢着乡愁,他们甚至把米洛舍维奇表述为“最后的布尔什维克”。

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老钟表匠谢德看着和其他市民一起死在萨拉热窝广场的女儿,明知上前认领,德军就会在后面开枪,还是迎面走了上去。德军举起枪的一刻,谢德身后的萨拉热窝市民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过去。这是1950年代出生的学者和剧作家黄纪苏在这部电影中最难忘的一个场景。

黄纪苏向我回忆起这个场景,“这种’对强权说不’的精神,对我触动很深”,黄纪苏说。他记起1999年,中国大使馆还未被击中前,电视新闻上播放着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的影像,正在读小学的儿子问他,“美国厉害,还是南斯拉夫厉害?”这个问题让他苦恼了很久,“为什么儿子不问谁对谁错,而问谁更强?”在他看来,这一定程度上是1980年代精英主义教育的结果,人们开始抛弃公平与正义的理想,转而追求成功与强权。

黄纪苏在2000年写就的轰动中国知识界的话剧《切·格瓦拉》,正是在赞颂格瓦拉那注定失败的“以不足百人的游击队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使徒精神。剧本的第一幕就出现了北约轰炸南联盟。贝尔格莱德市民胸戴靶心图案,手拉手出现在大桥上,飞机轰鸣,舞台屏幕上幻出许多小小白色同心圆——靶环。飞行员话外音:“目标锁定,目标锁定,准备投弹”。这很难不让人想起《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那一幕。

“如果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我想当时的情感体验跟客观现实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二十年后再回溯,黄纪苏认为,“国际社会如何对人道主义灾难进行干涉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但在当时,无论是南斯拉夫,还是美国,都是作为符号进入了中国人的情感经验”。

对南斯拉夫的共情,是一个“外部问题内部化”的过程。冷战结束后,中国暴露在美国主导的不均衡的世界体系之中,人们心目中的“民主灯塔”被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击碎了,自此开始了对自身位置的体认,继而将那场冲突纳入到自身的情感结构里来了。

创伤性时刻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学生冲上相辉堂(复旦大学校内最大的礼堂,标志性集会场所)的主席台,悲愤地喊出’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全场激情澎湃地附和。此前只有在拍摄于六、七十年代的电影里才看到过这样的场景。”那个场面给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张昕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1995年在上海复旦大学读研二,并兼职给本科生做辅导员。“集会散场后,学生们还在礼堂前面的草坪上徘徊很久,迟迟不肯离去,”张昕回忆5月8日那天的场景。

5月8日当天傍晚的北京,示威者已经在北京美国大使馆门口聚集,人行道的地砖被示威群众纷纷撬起,向使馆掷去。上海、沈阳、成都的大使馆都被围堵,成都的抗议者甚至在美国总领事的家放了把火。没有领事馆的城市,示威人群把宣泄的目标锁定在麦当劳。

“打倒美帝国主义”、“北约是纳粹”、“中国人民不可辱”、“洗雪国耻、抗击侵略”等标语在激愤的抗议人群中随处可见。现任教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赵志勇1999年正在武汉大学读书,武汉没有美国领事馆,只有位于汉口的法国领事馆,他记得他的同学走几小时路到法国领事馆示威,一位同学鞋子走坏了,光着脚从汉口走了回来。

那一年,人们正沉浸在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的“融入世界”的想象之中,美国更是以可口可乐、麦当劳和好莱坞所表征的理想社会。1986年就开启的旷日持久的“入世”谈判(WTO即“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在当时被简称为“入世”,在语义上与“融入世界”紧密相连),寄托着整个中国社会“融入世界”的想象,也承诺了普通人幸福生活即将到来。

1999年3月26日,在北约发动针对南联盟军事行动的第二天,白宫匆匆宣布了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将于4月6日造访美国的消息。朱镕基赴美进行“入世”谈判,是中国总理15年来首次访美,试图以种种妥协条件换取美国的支持,但最终无功而返,此时离5·8事件,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经济一体化随着苏东阵营倒塌而畅通无阻地前行着,全球资本主义之外,不再有其他想象空间。随着199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加速,中国的经济系统也被迅速纳入全球市场之中。

王炎认为,1980年代被浪漫化的西方,在1990年代变得越来越真实可感。“‘入世’在那时进入了前期准备阶段,它要求中国遵守国际经济秩序”,王炎回忆起那时的北京出现了包括摩托罗拉在内的大量外资企业,而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吉普公司合资,大量技术不达标的老工人因此下岗,“影像中的‘美国’突然在朝阳区呼家楼(北京汽车制造厂所在地)变得那么真实,中国人产生了‘世界’的直接经验”。

1992年开启的所有制改革,在国企转型制造的大规模下岗潮、贫富分化等问题中呈现出社会的阵痛。“美国在象征意义上内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黄纪苏说,“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参照系,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在人们的集体意识中自然被怪到美国身上。那个事件也是内部积蓄的问题借“反帝”作为动力的一次爆发。”一些承载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市场化畅销书开始出现,如《中国可以说不》。整个1990年代的社会变迁都在为世纪末的那个5月做着情绪上的准备。

中国大使馆在贝尔格莱德的残骸就像是留给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一个伤口,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年屈辱”的外交史一幕又一幕在这个伤口映照下浮现了出来。1999年5月,正逢“五四运动”80周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巴黎和会,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难被抚平的创伤。一战后,中国人民对主张“民族自决权”的威尔逊总统报以热望,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出席巴黎和会,等来的却是列强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胶州半岛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巴黎和会直接引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大规模爱国抗议游行,反抗帝国主义,也反抗北洋政府的软弱不作为。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启蒙”与“救亡”的变奏,“启蒙”自1980年代以来被反复重访,而“救亡”在1999年这个时刻再度被激活。“弱国无外交”的屈辱体验就像一个幽灵飘荡在了80年后的1999年那个五月,二十世纪生发于第三世界的、具有左翼进步主义色彩的反帝民族主义浪潮,也在“历史终结”后重新显影。

一个常被知识分子提起的关于那个事件的记忆场所,是著名话剧导演田沁鑫的剧作《生死场》,它改编自二十世纪著名左翼女作家萧红的同名小说,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抗日战争为背景。1999年5月《生死场》在北京首演时,那段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在演出结束的一刻被观众集体转译为反抗美帝国主义的现场——反美口号声随着激动人心的剧场高潮响彻全场。百年积贫积弱的悲情,在那个春夏之交被唤醒,击碎了人们“历史终结”后重新被世界接纳的幻想。

自“五四运动”以来就是中国社会运动和思潮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学生在“三角地”打出一条标语:“不考托(托福),不考寄(GRE),一心一意打美帝。”“三角地”位于北京大学的中心地带,是北大曾经最重要的精神角落,因为学生活动集中而闻名,也是1970-1980年代学生组织游行的必经之地。事实上,1990年代后期,“三角地”已经被“托福”、“GRE”的广告占满。编辑华少瀚在1999年时,是北大考古系一名大二学生。他记得那几年正是“新东方”迅速兴起的几年(“新东方”1993年成立,是中国大陆目前规模最大的英语培训公司),“新东方”做托福和GRE的考试培训起家,它的成功凝聚着那代精英学子的赴美留学梦。

但是,冷战的结束封堵了所有路口,并没有其他选择了。“别忘了,我们后来取得赴美签证的地方,正是5•8事件时学生们冲击的使馆。”出生于1980年、如今任教于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王璞回忆起“5•8”的创伤,感慨这一代人尽管开始了反思,却仍然或迟疑或急迫地成为了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驯良主体,自欺历史总是线性向前的。

在2001年末中国正式成为WTO的一员时,整个社会仍旧陷入了狂喜。

两种民族主义运动

不过,五月那场由全国各高校主导的游行,在不少当时在校读书的人看来,更像是一场自上而下发起的行为。

1999年5月8日,三名受难者的遗照在电视上滚动播放,悲愤之情从大众传媒弥漫开来。在不少在校生的回忆中,那几日的游行在很大程度上是校团委组织的,极有秩序。每个学校被分派名额,分发用于投掷领事馆的鸡蛋,大巴接学生前往使馆区,示威范围指定于英、美领事馆中间的路线,并要求在指定时间内结束示威返回车内,由下一个学校的学生登场。在一些人的回忆中,当时不少持自由主义立场的高校老师,在课堂上劝阻学生不要被利用。

1990年代突飞猛进的市场化改革,转移了人们的政治注意力,蓬勃于1980年代的人文精神在国企改制和“下海”大潮中走入了低谷。政治上的松绑没有到来,但是人们却彻底从体制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了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理性人”。曾经的理想主义者们,也在市场化浪潮中开始卸下政治运动创伤的包袱。

与此同时,爱国主义教育在大学和中学如火如荼地展开,多少有预防政治危机再度发生的成分。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学生的反帝爱国情绪,被后来的不少研究者指认为中国政府借力而为的工具化议程,在集体记忆中清扫那场政治阴霾。

然而,对那波民族主义情绪的简化和轻视,似乎既不能涵纳那场运动的异质性,也无助于理解民族主义本身在那个语境中所体现出的歧义性。

许多政治立场并不明确的学生,把1999看作是等同于之前的街头运动,是释放青春期荷尔蒙的嘉年华。“有人说,当年,其他学校的学生骑着摩托扛着大旗从我们操场边开过去,冲着我们喊:小绵羊!今天我们可得把这口气挣回来!我很激动……我觉得终于轮到我们创造历史了。”黄佳代在剧场的脚本中写道。而王炎在游行现场的感受是,这场运动有高度狂欢和即时表演性质,的确像是对之前运动的模仿。

“北大上街游行的不少学生,与其说是出于爱国主义,更像是一场政治宣泄,”当时在北大读大四的石可说。石可现在是一位诗人、学者和戏剧工作者,1999年时,他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比起爱国主义情绪,自由主义话语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占据主流”,他回忆,整个90年代,政府和学校之间的默契是“运动不出校”,而1999年被允许上街就成了一个“出口”。

这些人走上街头,就像是对那场运动的一个嘲讽——他们不假思索地继承着自由主义的认识框架,认为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是美国在解放威权国家。长久压抑的政治不满就混杂在反帝爱国主义的大潮中,一同宣泄了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修辞为民众运动打开了一定的话语空间,让他们在官方辞令的保护下可以展开自己的议程。然而当官方意识到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超越了其所设置的议题范围时,运动开始不被鼓励——游行在两日后被叫停,北京的美国、英国大使馆,就被武警和人民解放军保护了起来。

张昕记得,学生得到校方允许有序上街游行后,作为辅导员的他,还是接到学校任务要尽量劝阻学生。而黄佳代的回忆中,学校经常出尔反尔,说好下午要组织学生去游行,而后又会马上取消。不少高校甚至组织了讲座,对学生宣讲什么是“理性爱国”和“负责任的民族主义”。

当政府试图息事宁人,接受克林顿政府的道歉和对死者家属的赔偿时,民众的愤怒情绪又一次被引向了高潮。在反抗帝国主义霸权与捍卫主权国家利益的驱动下,诞生于社会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国家的外交战略出现了明显间隙。十年前国家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被“爱国主义”修辞弥合了,它事实上仍然隐匿地延续在这场运动之中。

人民网下属的“强国论坛”在大使馆被炸后,未经中宣部、新闻办批准,就立刻开办了起来。出生于1960年代的民间左翼学者老田是“强国论坛”的第一批使用者。他记得,上面开始出现了不同声音的文章,最醒目的是民间爱国主义者对官方的批判。除了不满于官方对国家利益捍卫不利之外,论坛上也出现了对改革开放时代开启的对外关系路线的反思。邓小平一改毛泽东立足于第三世界的国际秩序想象,与美国进入了蜜月期,并将西方的社会蓝图当作改革开放的引路灯塔。老田认为,1999年是批评官方的民间左翼开始浮出水面的一年,很多人在论坛上参与了对国际秩序的诊断与思考,毛时代反帝的记忆在沉寂多年后重被调动了起来。

以“反美”为驱动力的民族主义情绪在2001年的“9•11”抵达高潮。经历了1999年的“炸馆事件”,2001年4月的“南海撞机事件”再一次点燃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愤怒,到了同一年的9月,这场“恐怖袭击”在中国公众眼中更像是“恶有恶报”——美国四处干涉的结果。互联网的发展让人们的情绪更容易碰撞、汇集,本•拉登一时间被年轻的中国网民涂上了浪漫主义色彩,成了“反帝英雄”。彼时在北京大学读大一的张哲记得,双子塔被撞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食堂里吃饭,学生们纷纷放下碗筷欢呼雀跃,为这个时刻拍手称快。

1990年代孕育了中国新一代民族主义者,他们区别于当局收放自如的工具化“国家民族主义”,自此成为了中国制定外交政策的精英们必须应对的力量,甚至有时不得不改变政策以回应民族主义浪潮的要求。王炎认为,1999年大使馆被炸事件标志着民族主义不再被国家所垄断,它开始成为具有高度能动性的民众力量——尽管它不一定总是正面的。

时代的裂痕

思想史学者汪晖当时担任中国重要思想刊物《读书》杂志的主编。大使馆被炸后,他在《读书》组织了一场知识界的讨论会,却发现跟他同代的出生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准备好回应这个事件。“人权普遍主义论述占据了核心地位”,汪晖说,他记得在听到有学者在那场讨论会中朗读康德时,啼笑皆非。王炎也记得那时他在北大法学院旁听时,讲台上的教授讲起抽象意义的人与历史意义的主权的对立,并把美国对科索沃的干涉描述为“正义战争”。他理智上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与大使馆被炸在情感上带来的“被侮辱与被损害”体验,在那一刻形成了强烈冲突。

“大使馆被炸,一下子让我从1980年代走了出来”,梁展告诉我。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的梁展,在1999年时正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研究哈贝马斯。事实上,不只是梁展,中国很多1970年代出生的左翼知识分子,都把那个事件作为思想轨迹的转折点。对霸权的感知,为日后理论学习提供了情感经验。

1980年代在知识分子的记忆里,是最好的时代。文革结束后,思想文化领域百废待兴,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国家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清算“文革”,为市场化改革做思想和制度的准备;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主导了一场“新启蒙运动”,在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驱动下,誓要将“人”从集体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两支同构的思潮都在带领中国重新探寻现代化的方向——社会主义实践在那个历史语境之中被视作“反现代的”,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则是象征着“现代的”彼岸世界。1980年代的尾声标记了八十年代自由主义思想的高潮和终点,它的戛然而止让知识阶层陷入了无止尽的对那个时代的哀悼、惋惜与留恋。

在1999年,梁展回忆,北约开始轰炸南斯拉夫之际,他和身边的大多数知识人一样,并不清楚战争始末,而是在自身民主化运动未竟的惋惜之中,想象着美国正在给另一个威权国家带来民主自由。而当时正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纪苏也记得战争伊始中国知识界对美国一边倒的支持,同情南斯拉夫的他在“5•8事件”发生前,写了游行申请书递交到警察局,希望向外界展示中国知识界里有不同的声音。不过,游行在那时未被批准。

当象征着民族尊严的中国大使馆被北约轰炸,如同一记耳光打了过来,对美国霸凌的愤怒,与被美国背叛的屈辱感一起涌现。“全球秩序问题是我们这代人最深重的问题,起点就是1999年5月8日”,梁展说。王璞也认为,从科索沃战争到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再到9·11,对在世纪之交进入知识界的那一代人来说,国际政治深深地嵌入他们的精神史。

1990年代市场化暴露出种种问题,使西方道路已经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变得越来越可疑。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以“新左派”旗手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为标志,开始分裂,被自由主义塑造的一代知识分子中,“新左派”成为一股“刺耳”的声音。

知识界在中国社会1990年代酝酿的犹疑与迷失中,被“5•8事件”引燃,撕裂的速度不可逆转地加剧了。主权国家的利益让年轻知识分子发现,在世界体系的不均衡性面前,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看起来那么虚伪,尽管同样分享过十年前的创伤记忆,他们却站到了永远驻足在1980年代末那个时刻的一代知识人的对立面,不再对美国所代表的普世价值抱有幻想。而后者则指控前者在“反西方”的旗号下,对还未愈合的“自由主义伤口”反攻倒算。“5•8事件”在这个意义上早已超越了一个外交事件,它为身处那个时代的知识人在情感基础上划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主权与人权之辩”是科索沃战争在全球知识界开启的重要问题,它在1999年撕裂了西方知识界,今天依然回响于叙利亚战争、委内瑞拉政变等议题之中。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人权派”支持北约对发生在科索沃的种族清洗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主权派”则批判美国为首的利益集团重塑后冷战时代新世界秩序的野心。中国知识界的撕裂,某种程度上像是对在这场战争在西方知识界撕开的那道裂痕的一种回响,只不过它围绕着中国内部历史经验展开。

哈贝马斯在梁展的研究历程中被“祛魅”了,他认为哈贝马斯已经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左派位置。汪晖在《读书》1999年9月刊约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张汝伦写下一篇《哈贝马斯与帝国主义》的文章,批判“人权”话语的意识形态陷阱。在汪晖看来,在那场战争中,“人权”无疑是北约东扩的借口。而张汝伦的文章也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饱受诟病。2001年,哈贝马斯访华,进一步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主权与人权”的讨论。参与了那场访问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徐友渔事后撰文讨伐:“中国的一些新左派学人放弃了对自由和人权等价值的认同,只是模仿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批判”。

当“美国”取代了“工人阶级”,成为了活跃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左翼绕不开的问题,他们如何弥合民族主义情感结构下的主权国家视角,与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式的国际主义情感结构?这是访谈期间令我非常困惑的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指出,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总是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表达,而代表劳动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自十九世纪以来则是国际主义者。这个局面,二战后开始反转———在第三世界的反帝民族主义运动中,世界上受剥削的贫困阶层以民族主义为主要理据,反对第一世界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尽管如此,1960年代受中国革命(毛主义)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浪潮,却并不都是以主权国家作为“框架”展开的——无论是美国黑豹党、印度毛派共产党,还是日本赤军,都与本国政权直接冲突。但到了后冷战开启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左翼,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左翼,在反帝意识形态下,时常与主权国家紧紧绑定在一起。他们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界限愈发显得模糊。

出生于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黄纪苏对后辈的理解是,世界体系与阶级结构是同构的,1999之后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借“反帝”进入更广阔的社会批判。而出生于1980年的王璞则认为,这是抛给他们这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难的问题,事实上这个矛盾从未弥合。“我们这代的世界视野是西方给定的,少国际主义气息,而经济飞跃、和平崛起的国族经验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这个历史结构中形塑出的左翼,经常是面目模糊的。

这大概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留给知识分子的巨大困境。在资本主义穿透一切的时代,后冷战时代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视“主权”为最大的障碍——“人权”话语经常扮演着后冷战时期中心地带对边缘地带的掠夺工具。“国际主义”改弦更张被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所接管,而参与这套天罗地网般的经济秩序,又只能以主权国家为单位。后发国家的左翼在对抗这套经济秩序、捍卫边缘国家在这套游戏规则中不成为中心国家经济上的殖民地时,似乎不得不站稳主权国家的位置。南斯拉夫在此刻就成为了中国左翼的另一种参照——解体后的各共和国愈渐边缘化,被国际秩序的“中心”蚕食。

“主权高于人权”在1999年的那个瞬间成为中国社会压倒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左翼越来越向国家利益靠拢;而不愿走出198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家与大众民族主义思潮的双重碾压下,逐渐被丢入了历史的尘埃。

结语

1999年的大使馆被炸被很多知识分子标记为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标志性事件,无论他们对那一波运动同情或警惕。而接下来,中国实现了十年经济腾飞。民族主义伴随着新的国族经验,摒弃了百年屈辱的情感结构,终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仪式中,被伟大复兴的辉煌所取代。王炎和黄纪苏都将2008年视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左转右的分水岭。随着中国逐渐走出“第三世界”,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再将生发于边缘地带“恐怖主义”当作反帝同盟,而是在“文明与野蛮”的二元框架中审视不被国际秩序驯化的族群。

二十年后的今天,中美贸易战打响,美国垄断的信息秩序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封锁,再度点燃了从知识界到民间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它像是1999年5月的回响,但美国早已不再是彼岸的“灯塔”,它更多时候扮演着中国作为新兴强国在同一套游戏规则中的竞争对手。自1999年至今,这套游戏规则并未改变,只不过中国在其中愈发运筹帷幄,另类的经济秩序不再成为想象的对象。甚至,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表现得像是破坏规则那一方,中国则吊诡地成为了这个秩序的奋力维护者。

耐人寻味的是,贸易战带来的这一波反美民族主义情绪中”民族资本“替代了二十世纪末象征主权的“大使馆”、毛时代代表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成为了今天“反美”斗争的情感框架。与此同,以阶级话语作为替代性尝试的思潮,在近年则遭遇了沉重的打击。然而,贸易战比起溃败的左翼运动,显然作为更重要的议题牵动着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情感。我们无法预测这一“新冷战”会打开怎样的局面,但它毋庸置疑给今天的知识界提出了新问题:外部世界秩序与内部社会结构的交相呼应下,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如何重审自身的“位置”?

(感谢王炎老师对本文写作的指导与支持)

移民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图片来源:Nitish Meena/Unsplash

当今时代,移民问题似乎越来越成为社会争论的核心议题。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移民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争议,也直接导致了2018年末开始的美国近代以来最长的一次政府停摆。在欧洲,无论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还是来自土耳其的移民,都在多个国家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即使是非传统移民目的地的中国,关于广东黑人的“劣行”也不时见诸网络。随着全球化时代人口迁移的成本大幅下降,与之相伴的移民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各国人民关注的热点。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Neeraj Kaushal教授在她的新著《Blaming Immigrants: Nation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Movement》中详细探讨了移民问题以及它带来的社会影响。与许多常见的看法相反,Kaushal教授通过经济和政策分析指出,外来移民本身并不会造成任何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不少国家出现的反移民倾向,并不是因为外来移民本身对当地造成了多么明显的损失,而更多的是因为当地民众从情感上排斥异己,以及由此带来的接纳和吸收移民的社会机制的缺失。

Kaushal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每年因为商务、旅游和求学等理由跨国流动的人数至少是全球移民总数(包括合法和非法移民)的五十倍。因此,任何旨在减少移民数量的政策如果想真的产生效果,都不可避免的需要同时大幅抑制跨境流动的规模。而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担这样的代价。因此,Kaushal教授最终得出结论,抑制移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操作层面上都并不可行。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应对移民,而非排斥和拒绝他们。

移民真的对接收国有很大负面影响吗?

人们通常认为对移民的排斥是源于移民对当地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无论是经济层面亦或是文化认同层面。然而吊诡的是,反对移民最为激烈的地区,通常也是移民人数最少的地区。例如,在脱欧公投中,外来移民问题成为了脱欧支持者的一个重要论据。然而最终的投票结果显示,支持脱欧的地区恰恰是英国外来移民比例最少的一些地方。而外来移民集中的重镇,比如伦敦地区,则恰恰是留欧得票率最高的。同样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相似的现象。对叙利亚难民反应强烈的一些欧盟国家,例如匈牙利,本身并没有接收任何的叙利亚难民。匈牙利人民对难民的极端排斥显然并不是基于任何实质效果,而完全是一种情感上的表达。

实际上,外来移民很多时候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问题重重。例如,很多人相信外来移民会影响本地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但在很多例子中这种排斥又显得有点似是而非。例如,Kaushal教授发现,在脱欧公投中最受到排斥的并不是南亚裔或者穆斯林移民,而是相较而言与英国人文化宗教和种族更为接近的东欧移民。于此同时,这种基于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恐惧恰恰会增加对外来移民的排斥,进而成为阻止外来移民进一步融入本地文化的障碍。这种恶性循环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体现。

另一种关于外来移民的常见观点就是对外来移民影响本国经济和就业的忧虑。许多政客也利用了这种担忧,不断地通过指责外来移民“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或“滥用福利”来获取民众的支持。然而,Kaushal教授通过对大量的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和总结指出,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外来移民,无论是和法还是非法移民,整体而言对本国的经济影响是利大于弊的。比如,外来移民通常可以为接收国补充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这对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国家尤为重要。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日本和欧洲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基本拥有相同的人口出生率。然而,欧洲和日本在过去四十年来出生率持续走低,目前均跌破了代际交替的警戒线,人口老化和短缺问题日益严峻。而美国则凭借着大量吸纳外来移民,一直维持着相对健康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人口老化问题的缓解无疑对美国社会持续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从1995年到2010年的15年间,美国劳动力增长有一半是来源于外来移民。毫无疑问,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贡献良多。

那么,如果外来移民大量贡献了自己的劳动力,是否会抢走本地工人的饭碗呢?这个问题相较而言比较复杂;不同的经济学家们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其中的关键,其实在于外来移民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并不相同。对于那些技能与外来移民高度重叠的本地工人,外来移民无疑会增加就业竞争,损害劳工的利益。然而,如果外来移民的技能是对本国劳工市场有效补充,则外来移民不但不会影响本地工人的就业,反而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例如,美国长期缺乏中小学数学教师,这对美国学生的数学教育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也间接影响了美国教育的整体水平。显然,大量引进具有数学技能的移民对美国有很大好处。与此同时,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都发现,外来移民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其实只会持续数年,市场往往可以自动调节,来吸收这些影响。如果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移民对本地人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其实并不显著。

很多对外来移民的指责都包括对移民占用本地福利资源的担忧。毕竟,如果移民之前没有对本国做出税收贡献,平白无故就享受福利资源,的确会显得并不公平,同时也会造成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然而,经济数据再次展现了相反的一面。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995年至2011年间,外来移民对英国的税收和社会福利的贡献整体而言大于英国本地人。换言之,外来移民对英国社会来说是一种资产,而并不是负担。对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研究也显示出外来移民并不是本国财政的负担。在过去五十年里,外来移民对接收国财政的影响并不显著,通常不会超过本国GDP的0.5%. 换言之,尽管富国的国民普遍担心低教育的外来移民会拖累本国的社会保障和财政体系,经济数据却毫不支持这种忧虑。

当然,很多人对移民的排斥并不出于经济理由。移民会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是很多人反对移民的根本原因。从“广州黑人经常强奸中国女性”到“美国非法移民是犯罪的温床”,这种观点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然而,这种观点同样没有现实依据。大量的数据都显示,移民的犯罪率通常会低于本国居民。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18至31岁的年轻男性中,外来移民的坐牢比例只有1.6%,是同年龄段美国出生年轻男性的一半。即便仅仅考虑非法移民,同年龄段的年轻男性被监禁的比例也不足3%,而没有高中学历的美国出生男性青年的监禁比例则达到10.7%。很显然,比起外来移民,低教育程度才是导致犯罪的更重要的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外来移民,无论合法还是非法,都不像很多民众所想象的那样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更重要的是,很多所谓的负面效果并不是“外来移民”的专利,而是更多的是社会不平等和教育问题的产物。而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恰恰阻止了他们融入社会,从而加大了他们陷于贫困和低教育陷阱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而言,外来移民也许也是无辜的受害者。

我们是否应该挑选移民?

既然财富和教育水平有着如此大的影响,我们是否有必要对移民进行筛选,只选择那些高质量的移民?在很多国家,这种观点有着很大的市场。例如,不少中国人对广州的非洲移民嗤之以鼻,却大力支持政府向高端学术人才颁发“中国绿卡”。实际上,很多主要的移民国家都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筛选移民。例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有相当完善的评估和打分制度,来挑选他们认为国家最需要的移民。我国香港地区的 “优才制度”,更是把每个申请者从学历到经历的每个环节赋予了详细的分数,力求以此招纳“优才”。

然而,当今世界最大的移民接受国美国却采取了一套截然不同的移民系统。美国移民渠道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基于申请者的能力,其他大多数的移民方式都是通过亲属或者其他一些方式,很少会考虑移民的“质量”。这让很多在美国拼搏的人大为不满。例如,许多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都对自己拥有高学位却仍然要等待多年才能拿到绿卡大为不满,因为没有什么技术能力的拉美移民都纷纷在短时间内得到绿卡,成功“上岸”。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最新公布的移民改革计划中,特朗普就雄心勃勃的提出要把美国的移民体系变成“基于能力”的移民系统,大幅削减家庭移民,而增加技术移民的比例。特朗普和他的很多支持者,包括大量的美国华人,都坚称美国现行的移民政策对移民质量毫无筛选,是失败的制度。

那么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Kaushal教授认为并不如此简单。美国移民系统固然有很多问题(比如对外国学生找工作非常不友好,因此白白浪费了很多人才),但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就是美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移民接收国。大量的顶尖人才移民到了美国,为美国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仅从“是否吸引了足够优秀的移民”这个角度而言,美国的移民制度似乎完胜世界各国。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Kaushal教授提出了一个崭新但非常重要的判断:美国的移民制度恰恰更能利用移民的价值。加拿大等国的打分制与美国移民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在移民申请的时候对移民价值进行筛选,而后者则是通过市场机制对移民进行优胜劣汰。具体而言,Kaushal教授发现,打分制下的移民初看似乎的确比美国的移民整体质量要高,但是美国移民在融入美国之后的收入增长速度则远大于打分制下的移民。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即美国吸收的移民更能融入美国社会,在美国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价值。而打分制的移民尽管整体质量开始比较高,但却未必能够满足当地社会的需求,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我们真的可以阻止移民吗?

尽管外来移民并不像公众想象的那样问题多多,但反移民的情绪的确是越发激烈。那么,我们究竟是否真的可以遏制移民的趋势,而这种遏制又是否值得呢?

正如开头所说,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流动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国际商贸、旅游和求学带来的大量的跨国旅行。在这种情况下,单独收紧移民政策的效果其实非常微弱。在不影响其他跨国人员流动的前提下,收紧合法移民只会使得非法移民的数量上升——大量移民会转而选择通过合法的方式入境并逾期逗留。而一味的收紧非法移民通常也不会减少非法移民,而只会让非法移民选择其他更危险的方式偷渡。美国的相关数据就显示,美墨边境的各种措施并没有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他们只是转移到了更危险的亚利桑那沙漠地带进行偷渡。毕竟,移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经济动力,而不是因为某个国家“很容易”潜入。

于此同时,大力遏制移民,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正如前文所言,移民对于接收国的经济往往有着独特的贡献,降低移民数目不可避免的会影响这些收益。事实上,大量的资料都显示,平均而言移民往往比本土居民更容易获得成功。毕竟,无论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本身都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一个人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才能够成功移民到其他国家并安顿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那些有着坚强的意志和过人的才能的人才能成功。因此,存活下来的移民往往都是一个群体中比较优秀的人,他们往往拥有一些过人的特性。在美国,25%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50%的专利持有者都是出生于外国的一代移民,而一代移民在全体人口中的比例只有13%。显然,尽管并不致力于“筛选”移民,美国仍然从外来移民中获得了大量的顶尖人才。如果外来移民数量大量减少,这些人才和他们的卓越技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另一方面,减少非法移民也耗资不菲。执法部门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识别和遣返非法移民,这些花销往往都需要纳税人承担。不少非法移民会销毁自己的身份证件,这使得确认他们的原居地变得非常困难。很多情况下,对方国家会因为无法证明非法移民的国籍而拒绝接收遣返,造成新的问题。另一方面,很多非法移民可能已经在接收国建立了自己的生活,甚至有了自己的子女,而这些子女很可能是接收国的合法居民。在这种情况下,遣返非法移民反而会导致子女陷入困境,不得不依赖社保体系,这无形中又增加了成本。此外,大量的遣返非法移民对经济的冲击也不容忽视。美国的研究显示,要遣返美国现有的1100万非法移民需要大概四千到六千亿美元,同时会使得美国劳动力减少6.4%,GDP降低5.7%。这种幅度的经济影响甚至堪比大萧条时期。显然,这样的代价是难以承受的。或许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许多地方政府都不愿意配合联邦政府遣返难民政策的原因。

中国应该怎么看待移民问题?

Kaushal教授的研究主要基于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目前是世界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然而,正如Kaushal教授在书中也指出的,本书的结论对中国仍然有不少借鉴意义。中国的人口增长率长期走低,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大,劳动力短缺的形式越发严峻。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以及诸如一带一路战略等一批国际合作战略的推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到中国寻找机会。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不得不面对与美国相似的移民问题。事实上,我们的邻国日本虽然长期以限制移民保护“大和民族文化”著称,却也不得不向国内人口老化的现实低头,在2019年推出了号称“史上最宽松”的移民新政。与日本一样面临老龄化危机的中国,将来要如何选择呢?

如果说我们要从Kaushal教授的研究中吸取什么经验,那么最主要的一条也许是“移民问题或许并不是一个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感情层面的问题”。与很多中国人的观点相反,Kaushal教授的研究指出移民也许并不会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外来移民也许会对一部分中国人的就业产生冲击,但更好的应对办法似乎并不是避免移民,而是通过利用移民产生的整体收益增加来补贴受冲击的国民,帮助他们提高技能,进行“升级”。

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全社会拥有一套接纳移民的体系的基础上。然而,对移民的恐惧和不满往往会阻碍这套体系的建立。正如Kaushal教授所感叹的,对移民的恐惧和愤怒往往并不是因为移民的规模和速度,而是因为本国经济增长乏力或者贫富差距过大,移民不过是做了替罪羊,替本国内政问题承担了人民的怒火而已。吊诡的是,合理的利用移民本身很可能是解决这些内部问题的一剂良药,可是当全社会都将移民作为替罪羊和发泄自己不满的出口的时候,这剂良药恐怕也无能为力。

毫无疑问,中国终将有一天需要面对自己的移民问题。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经验和挑战。如何面对这个挑战,是摆在中国社会面前一道必须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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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Kaushal, Neeraj. Blaming Immigrants: Nation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Movemen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非政府组织能否推动地方政府执行环境政策

刘梦迪/政见特约观察员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中国政府提出,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那么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参与能否推动环境治理?

近期,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张炳教授、刘梦迪博士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萨拉·安德森(Sarah Anderson)、马克·布泰尼(Mark Buntaine)合作完成一份研究,从环境政策执行领域入手,分析非政府组织能够起到监督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决策。

2007年《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颁布以来,中国政府自上而下推行一系列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政策,以期将社会力量吸纳到环境治理的体系中来。这种尝试究竟有没有效果?研究人员的分析显示,非政府组织的确能够发挥一定作用。

研究人员使用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进行评估。PITI指数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于2008年起联合发布的,指数为100分制,主要依据现行环境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评分。

研究人员2014年起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筛选50个城市,连续三年对其中随机筛选的25个城市的评价结果和排名进行公开,其余25个初始指数相同的城市作为对照。

研究发现,PITI指数公开后,对照组城市和实验组城市的平均得分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这表明,随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力度增强,地方政府总体上日趋透明化。更重要的是,相较于对照组城市,实验组城市由于非政府组织公开评分,其PITI指数多增加了7.3分。这一结果表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监督的确促进了地方政府合规。

公开评分结果,可能会产生两种影响:增加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满;减少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那么,究竟是那种影响导致地方政府根据非政府组织的评分调整自己的行为呢?

一方面,研究人员搜集社交网络公开讨论、媒体对污染和信息公开的报道以及地方环保机构收到的信息反馈,发现PITI指数公开没有直接影响对公众不满和媒体关注程度。换句话说,地方政府调整政策、改进环保表现并非出于公众不满。

另一方面,研究人员通过访谈发现,地方政府官员普遍认为近年来来自中央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压力增强,部分城市官员表示PITI指数公开增加了本城市相关行为被中央政府监管的可能性。换句话说,非政府组织的监督成为中央政府监督地方的一种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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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Sarah Anderson, Mark Buntaine, Mengdi Liu, and Bing Zhang. (2019) Non-Governmental Monitoring of Local Governments Increases Compliance with Central Mandates: A National-Scale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在中国,什么样的企业更能积极完成政府任务?

单靠政府自身,有时往往无法实现公共治理目标。特别是对于一些政府无法直接控制和影响的政策任务来说,往往需要通过企业的配合来间接完成。

不过,哪些企业会为政府效犬马之劳呢?笔者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城市规划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梁珈琪合作,以中国节能减排政策为例,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所有制or隶属关系,哪个更影响企业积极性?

我们对中国“十一五”节能减排政策实施期间的企业完成任务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企业的所有制和隶属关系共同影响了企业完成政府任务的积极性。

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隶属于中央的企业比隶属于地方的企业表现得更好;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表现更强。

如果同时考虑所有制和隶属关系,则可明显发现,隶属关系的影响力是大于所有制的,这说明隶属关系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企业属性。与此同时,隶属于中央的非国有企业表现最佳,这些被统计局列为隶属于中央的非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央企全资控股子公司,等于是间接的央企或准央企。这些企业同时受地方政府和央企的调控,等于是需要完成双重任务,因此在政策执行上表现最好。

在此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政府在向企业分派政策任务时,通常会优先考虑国企和隶属于中央的企业,而过去的研究主要关注企业所有制,却没有认识到企业的隶属关系也同样重要。

经过研究发现,企业能否完成政府委派的政策任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所有制和隶属关系。所有制的确会影响企业对政策负担的态度,但隶属关系则会进一步影响企业完成政府任务的动机。

政府节能减排大旗下,什么企业最听话?

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做出承诺,将中国的能耗强度(以单位GDP能耗来衡量)从2006年到2010年间减少20%。为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中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工业是能耗大户,占能耗总量的七成左右。而在工业中,高能耗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则占据了半壁江山。

因此,中央政府采取了“牵住牛鼻子”的战略举措,在2006年启动了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邀请全国能耗最大的9个行业的上千家企业参与节能活动。政府提供优惠政策、技术支持和财政激励,推动这些能耗大户节能减排。

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在这些大型企业中,哪些企业更有可能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尽管节能减排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并使其履行社会责任,但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要投入巨资进行设备改造和技术更新,因此许多企业望而却步。

国企在信贷、政策、财政、人事等许多方面都仰赖政府部门,国企领导又同政府部门有较强的业务关系,所以往往要承担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负担。而与之相比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则没有类似的政策包袱。

不过,国企由于同政府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有可能游说政府为其大开方便之门,从而绕开或减轻政策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更有可能将政策任务转嫁到非国有企业的身上,因为它们的政策影响力更弱。

综合来看,考虑到节能减排是一项压倒性的政治任务,是国家必须完成的头等大事,所以国企在此时挺身而出的迫切性更强。因此,我们认为国企更有可能承担更重的政策负担,并超额完成政策任务。

由于上述计划是中央政府发起的,因此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企业首先需要承担相关任务。尽管地方政府也参与了该计划,并制定了不同的版本,但央企在该计划中的引领和带头作用非常突出。

因此,我们认为同其他企业相比,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企业更有可能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来自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的证据

我们收集了参与上述计划的上千家企业的各类数据,在控制了企业的综合实力、节能目标任务等因素后,我们的分析结果支持了上述判断。

对2010年“十一五”期末考核结果的研究显示,尽管绝大多数企业都完成了预定任务,但是隶属于中央的企业比隶属于地方的企业完成了更高的目标。对隶属于地方的企业而言,国企的表现明显强于非国有企业。

我们还发现,反映企业综合能力的总资产和利税情况等因素并不明显影响企业完成政策任务的情况,说明企业的所有制和隶属关系是更加重要的影响因素。

除此之外,政府为企业设定的目标任务越重,企业完成情况越好。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在目标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越有可能采取技术改造等更具可持续性的做法。

总体来看,央企的表现最佳,其次是地方国企,最后是民企、外企等其他企业。

就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企业来说,央企的表现不错,但是表现最好的是央企控股的企业。这些央企在达到一定节能额度后并没有进一步节能,可能是因为这些企业一般掌控着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在完成节能任务时还要确保经济平稳增长。

过去的研究仅仅认识到所有制的影响,而忽视了隶属关系的重要性,而本文则说明这种忽视可能使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企业行为背后的逻辑。

政府在考虑委派企业完成政策任务时,靠得住和信得过的仍然是国企和央企,它们有更强的压力和动力完成政策任务。而民企和外企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大,如何激发这些企业参与政策任务的完成,是未来政府部门需要更多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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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Liang, Jiaqi, & Ma, Liang (2019). Ownership, Affili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Results-Oriented Energy Policy.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doi: 10.1080/10967494.2019.1595796.